美国近期提出的半导体补贴政策，是一种违背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的产业政策。该政策利用全民征税所得，特别偏向地分配给半导体产业，让其获得财政补贴，或者税收优惠。这种“有偏的”财政支出，就是典型的产业政策。而这种产业政策在中国较为常见。远的不说，最近几年崛起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就是得益于长达二十年的持续不断的产业政策支持。比较搞笑的是，正当中国政府觉得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成熟，不再发放中央财政补贴之后，欧洲人开始调查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补贴问题；更加搞笑的是，欧美经济体一方面觉得中国产业政策是不正当竞争，另外一方面自己却又拾人牙慧，模仿性地推出本国的产业政策。
这样例子说明，产业政策并不像某些著名经济学家所批驳的那样毫无价值。否则，为什么欧美先进经济体要学着用呢？实际上，恰恰是后进经济体有效地使用产业政策，促进了落后产业的高速增长，或者唤醒了某些高科技产业的初始需求，带动了它们的增长和成熟，从而使得欧美先进经济体感受到了竞争的威胁，从而虚心学习了对方的政策经验。
当然，产业政策的成功，并不是普遍性的。也就像批评者所说的那样，不少产业政策从头到尾就是失败，即便是成功的也不能否认在实施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比如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整体而言是成功的，但在补贴初期出现了大量的骗补行为，浪费了财政资源，削弱了对真正创新者的激励作用。
但正如天使基金在投资创新项目的初期，不期待所投的每个项目都能够赚钱，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并不依赖于“所扶持的每个产业都能成功”这个虚幻的假设。只要扶持的若干产业中有部分成功，而且其成功带来的宏观经济增长，能够覆盖全部的扶持成本，这样的产业政策就是宏观有效的。所以，那些批评产业政策的微观无效证据，并不能直接否定产业政策的宏观有效性。
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的角度而言，看到自身产业政策原则被欧美发达经济体借用，当然是值得欣慰的，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自己“仍然需要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的改革道路。
财政补助宜适时退坡
产业政策是“有偏的”、非普惠的财政补助，这个定义就注定了它的暂时性。正如天使基金投了创新项目以后要寻找合适的退出机制，产业政策也是从一开始就需要制定退坡机制。而产业政策的退出，就意味着所有的厂商需要在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中竞争，而这种公平性实际上也是一种公共用品，需要政府来提供。在这方面，往往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做的比发展中经济体要好。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获得的高速经济增长，一大部分原因可以归咎于市场经济制度的引入。但在很多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仍然看到国有企业在不断扩张，即便这个产业已经很成熟，并不太需要得到政府的继续扶持，但是很多已经介入的国有企业还是没有退出。
表面上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样在市场竞争、是平等的。不过，一旦出现不确定的外部冲击以后，彼此的竞争就会出现明显偏向，毕竟其中一方是隐含着很多政府信用背书的。所以，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很多行业有存在的必要；但是作为产业政策的主体，它们也应该有一个退出机制。如果在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建设方面游移不定，把产业政策代替市场经济作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法宝”，那么也许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在这方面，我们的历史教训不少也不远，实在不应该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