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商品经济之繁荣，各种赋税征收制度之繁复，在我国古代的封建朝代是数一数二的，支移和折变做为宋征收赋税重要的手段，将实物赋税转向货币赋税，成为划时代的货币改革。
其二者的意义和现在支付宝，微信的虚拟货币和现金交易分庭抗礼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实物税向钱税的转变，却并不是褒移折变的初衷。用交钱免除麻烦的方式避免长时间的货物运输，用一种商品的赋税取代另一种商品的赋税，或者直接以银钱相抵，都是纳税者和税官们在宋代的斗智斗勇。
支移和折变无论在当时的社会如何先进，本质都是对纳税者的二次剥削，并且他也确实大大的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这点是我们在研究宋代的财政状况时不能忽视的。
一．何谓支移和折变
1．唐代支移便开始诞生
支以简单的讲，就是纳税者自己交税并且承担物流的义务，将实物税缴纳到指定仓库的行为，这是节约行政成本，减轻官吏负担的举措。然而凭心而论，这样的行为大大的加重了百姓纳税的成本，成为了底层官员中饱私囊的途径之一。宋代将天下的民户分为五等，一等，二等有支移三百里的义务，三等四等两百里，一等一百里。
民户必须自发将麦粮，绢绸送到指定的地点。实际操作中，由于各户情况不同，很多纳税者只能选择花钱给官府，折抵缴夫的运费，来免除支移长途跋涉的不便，更有甚者纳税者携带银钱，去指定缴纳赋税的地点花钱买来自己该缴纳的实物，用来减少物流的开支。
无论支付脚银钱还是花钱买商品，本质上都是增加了百姓纳税的成本，这种剥削到了宋代中期到了惊人的地步，脚银钱居然已经和正税的数额不相上下，等于凭空让纳税者的负担翻倍。
2．可掌控折变水极深
和支移相比，折变的水也是深的吓人，宋代本来规定好了的品种数值的实物税，由于政治情况的变化改变收税的物品种类和数量的行为，就叫做折变。
折变是地方政府可以掌控的税收行为，按照道理必须提前半年公布的折变商品品种数值，其实往往在征收前不久才公布，折变商品的单价早就被有所准备的贪官污吏操控，将缴纳商品的价格人为压得很低，这样为了抵消折变的原赋税，就必须缴纳更多的数量，变相的达成对纳税者的盘剥。
折变由于各地的特产，环境不同而征收的商品大不相同。但是有宋一代，县级官员无不以压低单价作为敛财的手段，官府甚至私自改变折变商品的种类，在麦粮，银钱，绢绸中纽折，以行政权力巧取豪夺民间的财产，底层纳税者的负担经过种种神奇的操作。甚至激增了六七倍有余，实在是大大的弊政。
二．宋代繁复的税收财政制度
1．支移折变本质上是对有产者的剥削
支移折变是宋代继承唐朝两税的赋税，他和其他的一些杂税构成了宋代的赋税征收体系，简单的讲就是有按照人头收取的赋税，也有按照田产收取的赋税，支移折变主要是征对有产者征收的赋税，他是对富农，自耕农阶层的盘剥。宋代由于不禁止土地兼并，私有化发展的非常迅速，伴随着发达的商业，税收更加的注重阶梯性。
“巨室输于州县，州县输于朝廷。”
是宋代的赋税基础，无产的佃农主要接受地主阶级的剥削，而政府的财政收入依赖地主和有产阶级，这就强化了财产在赋税中的功用，弱化了人头收税的不合理性，是符合宋代的国情的。
2．宋代徭役已向赋税转化
徭役作为历史悠久的国民义务，到了宋代，已经不切合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了。这种变化从唐代的租庸调制开始，到了宋代基本完成了蜕变的过程，劳动人民对兴修大型工程的恐惧，对兵役的抵触，都可以折银摆平。商品经济中货币的灵活性和通用性开始初步展现了出来，他不但取代了实物，也开始抵消对人身的奴役。
宋代在河夫，力夫的征召上，将纳钱免役制度化，从而大大的降低了政府的行政成本，也细化了社会分工和科学统筹了社会财产的分配，是宋代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政策保证。同时为了降低底层百姓的痛苦，明确国家财政的方向主要是有地产者的宗旨，一部分利益被摊派到了地主的地产税上，这样客观的减少了社会最底层人民的负担。
3．经济发达的宋代开始征收商业税
作为中国古代财政政策最为成功的朝代，宋代的商业是光芒万丈的，宋中央政府配合商业繁荣制订的财政政策，自然也是贴合实际的。
首先，宋朝的商业税肯定比起前朝完善了很多，相比汉唐主要对盐铁征收的商业税，宋对几乎所有的流动商品都征税，并且把商业税的蛋糕做成了可以和土地税相提并论的程度。
宋代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从坐税到行税，体系的把控了税收的深度和广度，在东京等大城市，甚至征收了我国最早的地产税，这种因地制宜，无孔不入的税收政策虽然基本被正统的孔孟卫道士鄙夷，然而他却切实的增强了宋的国力，让他在承受繁重的对北方政权的纳贡之余，还保证了财政盈余。
宋代以资产为税收重点，对商业税的制度化，其实是政府承认私有化合理性的举措，他大大的加强了商人和地主阶级的生产积极性，强大而无当的普天之下，都是皇帝资产进行了再解释。赋税制度的激励成为宋代商品经济繁荣的重要保证。
三．货币税对实物税的取代实则并非为支移折变初衷
1．支移折变及最早缴纳皆为实物税
支移折变做为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的举措，最早征对的对象都是实物，他颁布的那天起，并没有考虑到以后对货币税制的促进作用。
也许正是由于底层执行者的索求无度，让这两项慢慢变味的财政制度，逐渐成为了货币税制改革的萌芽，可以想象的是，随着大量的实际利益被底层官吏夺取，货币的实用性肯定更受欢迎，一个修建了大仓库容纳赃物的官吏实在太显眼，远远不及一个只收银两铜钱的官员更加实用低调。
米粮折现，力役折现，绢绸折现，所有折现促成了银两和铜钱的短缺，宋代的货币量一再的加大，同时受制于金属矿的开采速度，不得不用信用经济的鼻祖，交子来弥补货币量的不足，这也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佐证。
2．支移过远，折变价高
随着宋朝经济发展，支移折变对货币的偏爱，这项赋税制度的弊端慢慢的显现出来。朱熹因为木炭反复纽折，本来只是小税的添头，经过数种商品的单价计算，居然被放大到比正税还高的地步，曾经向朝廷连上三道札书，可见当时折现折变的弊端，已经被朝廷高度注意了。
淳熙五年，政府命令对可以缴纳本色者，不允许强行折现，然而此时折变牵扯的利益和官员太多太深，朝廷装腔作势也已经于事无补了。
支移也面临同样的情况，本来只是在边境地区盛行的支移制度，逐渐的扩展到了内地，并且支移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宋朝为了解决税收中银钱不足的问题，默许了支移的折现，并且宋哲宗亲自定下了每斗十八文的标准，然而到了崇宁时，这个价格上涨到了每斗五十六文，足足的上涨了三倍有余。
结语：
支移折变从设立初始的一部分力役成分和实物税形式，很快变成了固定的税赋和货币征收，这实际上是宋朝中央政府为了配合商业政策而有意为之的。
虽说货币化不是支移折现的初衷，但是他确实成为了古代实物税向货币税收转变的开端，这个过程直到明朝的一条鞭法后才彻底的确立完成。支移折变是宋朝整个财政政策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在后期成为了劳动人民，特别是乡村劳动人民额外的赋税负担，朝廷，州县和乡村的利益在这项制度面前互相缠绕，三司，转运使和知州围绕着支移折变开始博弈。
这项制度将降低的政府成本摊牌到了底层百姓的头上，并且由于地方政府难得的在赋税制度上的可操作，成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敛财手段。这种有组织的剥削民间财富的行为，是我们在赞叹宋朝发达的商品经济的硬币一面时，必须关注到了硬币的另外一面。
参考资料：
《宋史》
《续资治通鉴》
《文献通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