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则新闻揭示香港社会的悲哀现实。一名港男在社交媒体自诉：今年46岁，2005年申请轮候一人公屋单位。18年以来，为防房屋署突击入息审查，他一直不敢做长工，将收入控制在仅够支付每月5000多元㓥房租金和日常支出。然而，轮候公屋的家庭太多，等了18年还未轮到。“回想太天真，浪费我的青春。”他的感慨，再次验证我的观点：当土地资源集中建公屋，留给公屋之外的其他房屋种类的土地减少，导致公屋之上的房屋阶梯缺失，收入高了反而住屋选择更少，不少人刻意“向下流”来等公屋，锁死大量劳动力。
这种浪费青春等公屋的案例，正普遍地在香港发生。立法会研究部刚公布了一份名为《低收入及中低收入住户特征》的报告，揭示出一系列触目惊心的现实。1996至2021这25年间，“非从事经济活动的住户”（即家中无任何人工作的住户）在全港住户中的比例从10.7%上升至20.4%，几乎翻了一倍；而在“低收入住户”（全港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中，家中无任何人工作的住户的比例，更从1996年的33.8%上升至2021年的74.1%，25年来增长了120%。这即是说，目前每4户低收入家庭中，就有3户完全不工作。
完全不工作的家庭猛增，固然有人口老化的原因，导致全长者住户增多，但处于劳动年龄却不工作的住户亦增长，且两者增幅一致。尤其是在低收入住户中，处于劳动年龄却完全不去工作的家庭，25年增加212%。
扶贫迷思 越扶越贫
劳动年龄人士不去工作，可能是要照顾儿童、老人、病患等，但数据显示，在低收入、非长者、不工作的家庭中，只有35.3%家中有需受照顾成员（如15岁或以下儿童、长期受照顾长者、残疾、病患等），而40.8%的家中并无任何需受照顾的成员。
不去工作靠什么生存？这份报告的数据显示，对于低收入且不工作的家庭，特区政府提供的恒常现金福利占其总收入的比例，从1996年的26.8%飙升至2021年的82.7%。笔者自己估计，剩下的17.3%的收入，很有可能来自非恒常的现金福利。25年来，香港的福利体系，让为数不少正处于劳动年龄、家中并无受照顾者的家庭，彻底躺平了。
这一现象直接导致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香港的劳动参与率逐年下跌，劳动力供应严重不足。2023年4月，香港劳动参与率只有57.7%，低于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中国澳门、韩国、日本，比新加坡（2022年为70%）更低十几个百分点，而且趋势是持续下降。福利界和劳工界一直争取的最低工资、最高工时、讬儿服务、照顾者福利等等，对这类彻底躺平家庭而言，有什么用呢？
另一方面，特区政府的恒常现金福利开支持续飙升，从1996年的127亿元，上升至2021年的757亿元，是1996年的6倍，而这还不包括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非恒常性的现金福利支出（如提供给公屋轮候人士的租金津贴、过渡性房屋特别津贴等），以及包含在房屋、医疗、教育方面的福利支出。比如，这份报告估算，特区政府通过公屋平均每月给予每户公屋住户的补贴约为1060至1430元，而香港共有82万间公屋，每年给公屋居民的补贴至少100亿元。
今时今日，不少个人与团体站在“扶助基层”的道德高地，乐此不疲地批评香港福利不足，要求增加这样那样的福利支出。但几十年来，社会有没有思考过，到底福利的目标是什么？扶贫，是不是不断增加福利，把贫困人口安顿在基层？为什么香港福利开支飙升，贫穷人口却未见减少，而且还让更多人彻底“躺平”了？长此以往，香港公共财政还能支撑多少躺平的家庭？
早前，一位朋友分享一则案例。她的朋友移民新加坡后，并未出去工作。没多久，新加坡福利部门约见她，提出若她出去工作，政府将提供额外补贴。她回复说自己经济状况良好，不需政府补贴，官员却回答，这个补贴是奖励她出来工作、为新加坡做贡献，与她的经济状况无关。
新加坡的这个思路，让我颇为震惊。在香港，越躺平就越多福利，新加坡却用福利来奖励努力工作、为社会贡献的人。而给弱势群体的福利，往往设有严格的收入和时间限制。比如新加坡的公租房（类同香港公屋）只给最弱势的家庭，且严格限制入住时间，只能租住两年，之后若因特殊困难需要续租，必须重新申请。这样的制度，迫使入住公租房的家庭必须努力往上走。虽然公租房在新加坡房屋总量中只占4.6%（香港公屋超过30%），但平均轮候时间只需两个月（香港现时为5.3年）。也正因这样的福利体系，新加坡的劳动参与率高达70%，在区内领先。
鼓励自立 力争上游
笔者认为，香港各界是时候检讨，到底福利的目的和逻辑应该是什么？是用福利来扶基层市民躺平，还是扶他们为自己努力、扶他们向上流动？为基层市民提供更好的福利，改善其生活，是文明社会的共同价值；但不经思考、简单直接地为基层增加福利，结果往往是“越扶越贫”、“越扶贫越多人躺平”。慷纳税人之慨，却让更多人向下沉，上述数据已经清晰地证实了这一点。
尤其在房屋领域，我们不计代价建公屋，却因此挤压其他住屋类型的资源，公屋之上的房屋阶梯严重缺失，收入增加后反而更难解决住房问题，居住质量还不如公屋，自然导致不少家庭不愿通过劳动改善低收入的处境，以保持轮候或持有公屋的资格，一大批劳动力因此锁在公屋中。
笔者认为，社会福利的目标，是为民众提供最低安全网，而非用福利把人安顿在基层；扶贫的思路，应从扶“躺平”，转变为扶“自立”。具体来看，可以从push（推动）和pull（拉动）两方面着力。
在push方面，我们的福利需有“退出机制”。新加坡的公租房租用期只有两年，之后就会退出，市民必须另谋出路；若有特殊困难要续租，必须重新申请。可见，公租房只是助困难家庭渡过难关的短暂落脚点，而非终生福利。这种“福利限时退出”的思维，非常值得香港参考：对于处于劳动年龄、家中并无需受照顾成员的家庭，可否限制其入住公屋、领取综援的时间？毕竟，今日香港，企业请不到人是最迫切的问题，要找一份工作能有多难呢？当然，公屋限时居住，就需增加公屋之上的房屋台阶，让离开公屋的家庭有充足的房屋选择，可以一步步向上流动。
在pull方面，应提供诱因，拉动有工作能力的人自立。譬如，对于既非长者又非照顾者的人士、新来港的单程证人士等，应提升各类再培训或工作配对服务；针对照顾者，可增加支援，协助其出来工作。在扶助基层自立方面，笔者绝对赞同加大投入。
对于在职贫穷，诺贝尔经济学家Milton Friedman曾提出过负入息税（negative income tax）的思路。他建议对符合条件（如每月工作达到某个时数）的工作人口，若收入低于某个水平，不但不用交税，还应对其作出补贴。负入息税目前在英、美都有实践；前文提到的新加坡案例更特别，用之作为市民自立的奖励，而不论其薪酬高低。当然，负入息税也有弊端，但这背后的逻辑，值得我们思考和汲取：一个社会，只有努力工作的人过得比依赖福利的人更好，才能鼓励更多人自立。
习近平主席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观。现实中，中产和基层是彼此的“人生参照物”：靠自己的中产阶层，其居住和生活质量如果高于靠福利的家庭，将能在社会建立起“躺平不如自立”、“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的价值观，将能推动基层市民努力工作，争取向上流动。反之，则必然鼓励更多人依赖纳税人的付出──这是人性使然。
从房屋政策到整体福利思路和体系，香港是时候彻底检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