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是一种成熟的系统文字，不可能突然出现、突然成熟，按照文字演化规律，之前应该还存在漫长的“初熟文字”阶段。
根据史书记载，商族曾经臣服于夏，商汤革命从而取代夏朝。现代考古表明，晚夏都城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遗址，存在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因此，以夏商关系看，夏朝至少已有“初熟文字”，后被商代继承。当然，不排除夏朝已经进入成熟文字阶段，因为载体易腐的缘故没能保留下来，而“初熟文字”是在更早的时期。
但问题是：上述只是推论，夏朝文字有何考古证据？其实，夏都二里头遗址就曾出土过50余个字符，证实夏朝的确已有文字。更为重要的是，学者多年考证发现，破译了一个陶尊上的三个字，证实夏朝已能“连字成句”，如此也就难怪夏朝会有“连山易”了。
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有陶文，一共搜集整理约50例；其他夏朝时代的遗址中，比如八里桥遗址、洛阳皂角树、伊川南寨、渑池郑窑、陕西商县紫荆等，也出土了一些陶文。
洛阳二里头遗址，在出土的一个黑陶纺轮上，刻划了一个类似甲骨文中“羌”字的文字。除此之外，二里头中还有墉、臣、鱼、井等文字，其中多数与甲骨文存在传承关系，下文会详述其中的“臣”字。
洛阳皂角树遗址，出土过一个“车”字（下图），与荥阳西史村商代遗址陶文“车”字写法一致。淮阳平粮台城址（距今至少4200年）、二里头遗址中，都曾发现过车辙印记，夏代肯定已有车辆，因此皂角树遗址出现“车”字并不让人惊讶。
对于二里头文化遗址中的这些刻符，夏鼐、邹衡等考古学家认为应该就是当时的文字，并指出“商朝的文字同夏文字是一脉相承的，基本上属于一个系统。”因此，甲骨文不是无本之木，不像楔形文字、古埃及文等一样突然出现突然成熟，而是有着漫长的演化时间，是在夏朝文字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总之，夏朝肯定已有文字，只是文字数量多寡如今还搞不清楚。
夏朝陶文多刻在器物的口沿或肩部，数量比较单一，往往一件器物上只有一个陶文。但在二里头一件陶尊上，却出现了三个刻符（见下图），前几年现代学者终于将之破译。
对于下图中的三个符号，学者蔡运章介绍，起初学者重视最右侧的符号，忽视了左边两个符号，但当八里桥遗址出土了一样的符号后，由此引起重视，最终破解了这三个符号的含义。
首先是最右侧的符号，经过数十年的考证，如今普遍认为是“臣”字。
甲骨文中的“臣”字是竖形，横放的话与上述字符构形相似。郭沫若曾经指出：人跪下后，从侧面看眼睛是竖着的，因此“纵目为臣”。
二里头此字符为横目，在于它是臣字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是甲骨文臣字的前奏。学者蔡运章认为，南方良渚文化陶杯上，两个弯腰前行、服侍主人的卑躬样子的臣字，是其最初形态，后来演变为二里头横目臣字，最终商代演变为竖目臣字。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考古表明二里头受良渚文化影响不少，因此越国自称大禹之后，少康庶子分封而来，或许并非完全虚构，并非是越国为了融入华夏谱系的伪造身份。
其次是左侧两个符号，现代学者蔡运章将之解释为“曲与糟”。
起初，这两个符号被忽视，被当作无意义的刻符，但在八里桥遗址中，考古竟然发现一样的符号，而在甲骨文与商代晚期金文中也有多次类似符号。如此，也就不得不让人重视这两符号了。
这两个符号，肯定不代表箭矢，因为夏商箭矢是横放的“个”字形，上述符号犹如“√”字符。对此，学者综合各种文献，最终将之都释读为“曲”，又由于古代曲与糟（浊酒或醇酒）互通，现代某河大曲中的曲就是醇酒之意，因此另一个符号应是“糟”，即两个符号为“曲糟”。
甲骨文中的“曲”字，模拟的是一种弯曲的器具，与之高度类似。同时，古书记载“屈，曲也，服也”，此字符犹如人倒下或跪下屈服。
因此，“曲糟”是屈身奉献美酒之意。如此解读，不仅符合陶尊的用途，即古代盛酒祭祀的礼器，而且也印证了周礼中“朝献用两著尊，其馈献用两壶尊”的记载。
由此，二里头陶尊上的三个字符，意思就是“臣曲糟”，即臣屈身奉上美酒来供天神或大王享用之意。
更为重要的是，三个字符排成一排，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显然说明夏代文字至少已经“连字成句”。
根据史书记载，易经一共有三部，周代是周易，商代是归藏，夏代是连山。近代以来，人们认为夏朝连文字都不确定，何谈写出连山易？因此，连山易必然不存在。但如今发现既然夏朝已能连字成句，那么夏人为何不能连句成段、连段成文写出连山易呢？
最后，关于夏朝文字话题，还有三点值得一提：
首先，二里头遗址已经发现60年，但迄今才挖掘不到2%，其他很多夏代遗址也没有完全挖掘出，因此如今探索夏朝才刚刚开始，以后未必不会挖出更多的夏朝文字。
其次，与西方喜欢在石头上刻字不同，甲骨文表明商代日常文字载体，应以竹木简为主，夏代可能也是如此。因此，如果挖不到更多的夏代文字，不代表没有，而可能已经腐烂了。
第三，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甲骨文之前无文字”，夏朝时期无文字，甲骨文源于楔形文字，除了对中国汉字演变不了解之外，还有傲慢与偏见的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