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已将“一带一路”倡议确立为中长期发展规划，作为一项攸关全方位对外开放、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稳定可持续发展成败的新国策，“一带一路”目前亟需规划出具体的可操性措施。此外，我们也需要对这项庞大的工程有专业的风险评估，以应对推动的过程中将遇到的考验。
多年来中国企业的“走出去”进程一直面临不少挑战，目前内地对外投资企业超过一半仍处于亏损状态。由于许多投资的经济效益不彰，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对外投资行为易被外界视为有政治目的，而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对外经济行为又往往面临对投资国环境未有全面审查，对国际投资的游戏规则与市场变化经验缺乏和跨境融资难等问题。
面对上述种种挑战，如果没有具体的、可操性的应对措施，不但对外投资容易再遇挫折，原本有意“走出去”的企业更会心怀惧意，有可能拖慢“一带一路”的落实。
作为国际自由港、国际贸易中心的香港，过去数十年在“走出去”、“走进去”和“走上去”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国际资源和成功的国际经营经验。如果“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有机结合香港的资源和经验，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内地企业增加境外直接投资、开拓海外市场、扩大产品输出、消化过剩产能及突破贸易障碍等国际化进程，为政策的全面、成功落实奠定坚实基础。
熟悉国际市场规则
其一，可结合香港资源和经验，促成跨界、跨境的“时空集团”推动中国内地企业进一步“走出去”。
过去香港企业在“走出去”历程中，也曾遭遇与上述内地企业相似挑战，部分企业也有过如香港雅佳公司收购外国制造企业“胜家”后运营不善导致破产的失败教训，但更多的是如和黄、利丰等大企业、香港陆氏实业、运年錶业集团等众多中小企业的成功案例。
许多香港企业“走出去”之所以成功，除了企业决策者本身拥有国际视野，具有制定与实践海外投资战略的丰富经验外，更多的是借助香港由政府、半官方机构和各大商会组成的“三位一体”、群策共生的力量，避免单打独斗。
香港实质奉行的是“有导向的自由贸易”主义，由政府引导经济和企业发展大方向；半官方机构如贸易发展局、生产力促进局等扮演“探射灯”角色，集中力量于国际贸易协商和市场拓展；中华厂商联合会、香港工业总会等各大商会，则弥补政府部门和半官方机构不足，通过分析研讨会、实地调研考察等方式，为会员提供新兴市场详尽的投资指南，以及提供包括会员企业在对外投资中有关金融、基建、商贸等各方面的具体需求的服务。
香港这套“镶嵌性自主”的机制运行多年，官方和民间协调互动（镶嵌性）的合作行之有效。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之下，国家有关部门也可以考虑借鉴这套机制。针对“一带一路”中某些重点的国家、产业和项目，可考虑在香港组建一个或多个“时空集团”。
所谓“时空集团”是着重地区性合作的跨界、跨境的合作组织，过去二十年来被用以概括东南亚地区和欧盟中部分国家的合作模式。“一带一路”下的“时空集团”，可由中国内地、香港特区的相关官方部门、半官方机构、银行、基金和商会等组成，三地相关民营企业共同参与的一个战略网络和投资平台。这种方式除了能够在生产要素进行互补、加强分工之外，还可互相连接、互相协调和互通有无，以此推动中国内地企业更加顺利“走出去”。
在具体操作中，一方面“时空集团”的参与者可在香港成立针对特定国家、产业和项目的专项海外投资基金或投资机构，通过中国内地参与者自身的资源，结合港澳地区熟悉国际市场规则、具有丰富国际投资经验、信息发达等对外投资的先发优势。除了可以用“香港元素”淡化国家色彩外，也有助于解决中国内地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不大了解国际市场规则、跨国语言和文化差异等问题，以提高中国企业“走出去”具体操作的规范性，以及降低投资风险。
另一方面，未来“时空集团”的中国内地企业参与者尤其是中小企业参与者，除了可在“丝绸之路基金”和“内保外贷”等平台进行融资外，还可通过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香港在整个“一带一路”辐射的区域均具有显著的金融比较优势，完全可以打造成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融资的另一主渠道，为中小企业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专业评估对外投资风险
其二，可结合香港资源和经验，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国际化、高标准的投资及后续服务机制，推动中国内地企业深入境外市场，真正“走进去”。
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由于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产业结构相似，双方贸易竞争较强，中国过剩产能进入这些国家较为困难。
面对上述挑战，一方面，建议中国内地企业可联合具备一流国际服务水平的港澳企业共同走出去，除了投资于基建等“硬件”外，更为沿线国家提供高标准、高效益、高附加值的服务“软件”，让沿线国家依赖、离不开中国企业的投资，欢迎中国企业的投资。
虽然香港企业并不擅长修大型基础设施，但在运营、服务上却有各自的独到经验。香港港铁公司在车站管理、车站设计的便利性上有口皆碑，其车站上盖的房地产综合发展的模式更让港铁成为全球极少数盈利的公共交通系统。香港机管局在机场设计、航班管理和高效运作等服务的模式也早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作为国际航运中心，香港的港口运营商在码头建设、航运调配和国际物流方面，都拥有丰富经验，甚至比欧美日国家的同行有过之而无不及。
加上，香港这些机构多有和中国内地长期合作的成功经验，因此三方可以通过强强联合，共同“走进去”沿线国家，除为这些国家修建基础设施服务之外，还提供高质量、超国际水平的配套服务，为所在国创建高效率、高经济收益和达国际水平的基础设施和休闲旅游设施。这除了可令投资所在国食髓知味，不会轻易放弃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外，也能在建设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中凸显中国特色，创造出具国际一流水平的“中国标准”，在与欧美日的跨国企业展开竞争中不处下风，让中国企业不但可以“走出去”，还能真正“走进去”。
另一方面，香港企业在“走进去”投资国时，较少有合同被无故撕毁的遭遇。这是由于香港作为开放、成熟和国际化的城市，除在政治、法律、经济、市场等领域都与国际接轨外，还拥有大量国际一流的法律、会计、金融等专业人才，可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专业风险评估和法律保障。
因此，在对外投资新机制的制定和推行过程中，国家有关部门可邀请香港更多参与对外投资机制的设计和规划，借鉴香港机构和企业经验，与所在国政府在国际法律体系之上建立透明、可信任的专业化、正常化对外投资合作模式，创建行之有效，符合国际标准的对外投资新机制。
设传媒机构研究所宣传理念
其三，可利用香港资源和经验，设立传媒机构和研究所长期阐发、宣传“一带一路”的理念，推动中国内地企业进一步“走上去”。
众多香港企业的对外投资，之所以能够成功“走出去”、“走进去”，而且还能提升地位“走上去”，被投资所在国视为本土企业，一大重要因素就是擅长与投资所在国的政府、媒体和公众打交道，有清晰的投资理念，更树立了正面、良好、负责任的形象，为自身赢得相当友善的投资环境。
这正是不少中国内地企业所欠缺的，尤其是不少沿线国家对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政策存有较多疑惑。因此，建议中国内地可在港澳地区设立与“一带一路”相关的传媒机构、研究院，以及鼓励和资助内地机构在香港设立智库总部和建立智库分库，宣扬“一带一路”政策理念，为中国内地企业“走上去”营造有利环境。
在香港设立传媒机构方面，香港是国际传媒机构的亚太总部所在地，国际传媒人才济济。国家有关部门可结合香港的有关机构，可以考虑在香港成立全新的传媒机构，通过全面聘请在香港的国际一流传媒人才，以中国的视角通过国际语言和国际化视野，排除西方语系、西方话语权的干扰，向沿线国家宣传“一带一路”和平发展、经济互融和互信包容的理念，消除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政策的疑虑和接纳、参与推动“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
在香港设立研究院方面，建议内地有关部门和大学与香港的大学合作，通过香港地区的国际化、专业化等优势和便利条件，以及淡化国家、政治色彩。
总而言之，国家在推行“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如能充分利用香港的经验和资源，通过香港的桥梁、中介作用，让两地互联互通、充分合作及有机结合，将可拓展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推动“一带一路”进一步成功落实。与此同时，“一带一路”也将催生为香港带来更多经济活力的商机，促进香港的发展和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