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的发展，逐步改变了劳动的底层逻辑。劳动原本是人利用工具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但是在如今的生产中，人类俨然成了工具、制度等物质性存在得以改造世界的辅助手段，劳动者的工作由机器发出指令，并协调、监督，而大型组织的运行规则遵循的也是机器逻辑而非人文逻辑。
人与机器协同生产的理想状态是，在机器的帮助下，人们只需做轻微的调整，从而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然而，我们更熟悉的模式是，大型企业对劳动过程进行分割、重组，以计件制的方式，将工作外包，并支付微薄的薪资，比如工作内容枯燥、繁琐的数据标记员；或是要求劳动者配合机器的运行规则，进行高强度的修补性、重复性劳动，比如微博热搜瘫痪以后，需要连夜加班的程序员。
技术的演进原本为创造力的施展提供了可能，但是如今却禁锢了创造本身，甚至使得劳动者的尊严荡然无存。我们面临的现实是，人并没有获得更多的闲暇时间和主观能动性，而是成为机器附属的“社会螺丝钉”，终日劳碌，精神紧绷，与人的本真需要背道而驰。
劳动即奴役？世界并没有变好
《辞源》中写道：“凡用体力以从事工作，谓之劳动。因谓专恃作工以谋生活之人为劳动者。”换言之，“劳动”意味着体力的辛劳，是人类为了延续生命体征，不得不从事的活动。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劳动由家奴和农民承担，奴隶主和地主则免受这种苦役。随着基督教哲学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劳动不再被视为低劣的活动，而是生命、自由和财产等自然权利的基础，也是上帝的指示。它既意味着体力的付出，也意味着语言、身体和大脑的发展，从而达到“人本质的新充实”。
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机器的出现和新技术的更迭，颠覆了手工作坊式的生产，劳动的过程日益精细化，运行逻辑愈加复杂。劳动也从人与人的关系，逐步演变成人与机器的关系。劳动力成本上升后，大量企业用机器代替人力服务，赚取“机器红利”。人们正进一步丧失对劳动的控制权，以及劳动的获得感。与之相伴的，是个人主体性的丧失。
主体性意味着个体可以独立思考、自主决策，践行自身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实现自己的目的和意义。但是，现代性却通过消解传统意义、提供"标准程序"和"正确答案"的方式，诱导人服从。
一方面，与生产资料剥离的劳动者无法自由选择劳动对象、劳动形式、劳动时间，也看不见具体的劳动成果。劳动不再意味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顺应时令，科学技术的普及，要求人们适应新的工具，也催生了全新的社会运行方式和群体的价值观念。
具体而言，机器和软件有固定的操作步骤，其运行可以持续24小时，且具有高效化、标准化的特征。因而，农业社会的昼夜节律逐渐失效，工作时间可以无限延长，“像机器一样永不停息地运转”本身，代替尊严、成就、意义和创造，成为最大的职业道德。
此外，劳动者需要在技术设定的框架内工作，比如无处不在的“演示文稿”“周报日报”“默认字体”“产品规格”“工作会议”“KPI”等，这也使得形式反向规制了内容，并以专业化为名粗暴地贬低了其他创造性的可能。传统的“工匠精神”正在被现代化的生产模式所淘汰，有的因为文旅的兴起而成为观赏性的存在，有的被现代广告收编，成为虚实参半的“口号”。事实上，“工匠精神”愈加被主流文化和消费者推崇，就愈显示出其稀缺性。
另一方面，人们被多样化的媒介、不容置疑的现代文明和日益繁杂的组织架构裹挟，无法识别自己的真实需求。商品的激增和为了倾销产品而形成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助长了无限膨胀的欲望，尽可能多地“生产”和“占有”成为唯一的生活法则。劳动者转变为消费者，希望通过购买实现通往其他生活方式或阶层的可能，并且把自己当作可以买卖的商品。在交易市场中，情感、尊严、服务、学识、时间、道德都可以拿来交换。拥有财富的买家、发放报酬的雇主居于上位，而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则处于劣势地位。
这种看似软性的生产和消费，实则具有极大的强制力和危害性。在这个过程中，劳动成果不再清晰可见，工作意义被逐步消解，柏拉图主张的闲暇和本雅明推崇的灵韵，也在效率至上和机械复制面前黯然失色。现代人深陷罗萨描述的“加速社会”之中，被庞大的社会系统推向前方，不断生产、消费，却与自身的感受、需求、思想隔膜日深。
社会的物质和精神产物本是非生命的存在，却得以主宰生命，这是对人的异化。目之所及，人们在劳动中已经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别人；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自由地发挥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和精神备受折磨。换言之，我们并没有在启蒙运动后，成为自我和社会的主人。
人员即商品？无处不在的生产流水线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劳动分工理论，他指出，由一种劳动转向另一种劳动，往往需要损耗一些时间，分工的精细化能够使生产效率得到成百上千倍的增长，而分工的程度又取决于市场规模。1913年，世界上第一条汽车生产流水线的出现，将分工推向了更精细的层级，传送带成为现代工业的标志。
如今，生产流水线不只以有形的方式存在于大型工厂中，更成为一种理念，贯穿现代公司的组织架构和人员分工。职员使用的通信设备和交通工具，正是传送带的变形，而人自身，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传送带”运送的零件。
一方面，超大城市的出现、业务范围的拓展、交通工具的提速，使得现代人逐渐陷于长时间、高频率的通勤。在这样的场景下，地铁仿佛是“传送带”，而人则如同“传送带”上运输的零件。一个常见的场景是，夜班地铁上的上班族往往疲惫不堪地滑动着智能手机，沉默又困倦。《2023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显示，中国仍有超过1400万人口承受着超过60分钟的通勤。极端通勤会加剧个体的焦虑、抑郁情绪，加深疲惫和麻木的心理感受。
与此同时，在经济放缓的当下，企业内部更频繁的跳槽和裁员，以及职场的竞争加剧，也使职员之间无法建立稳定的情感链接，他们对公司也缺乏归属感。在互联网上，“打工人”往往把“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同事之间无法做朋友”等等奉为“准则”。这样一种心理状态近年来为心理学所关注，并被命名为“去人性化”，也就是对于工作对象和环境采取冷漠和忽视的态度。这也意味着，劳动者将真实的情感和人际交往从工作场所中剥离，他们自己也俨然成了现代公司的“零件”。
另一方面，随着行业之间、行业内部的分工逐渐细化，复杂、完整的劳动过程被细分为若干步骤，在专业化的名义下，个体承担着简易、单调、不断重复的工作，这种趋势在大型机构中愈加明显，以至于互联网大厂的员工戏称“面试造航母，入职拧螺丝”。对效率的过分追求也剥夺了个体的创造性，无论是食品加工还是新闻生产，“中央厨房”式的无限切割都成为提升效率的不二之选。这意味着，按部就班完成固定的动作、不妨碍下一流程的生产，成了最重要的目标。这个过程日复一日，几乎无法带来精神上的满足感和愉悦感。
高度流动与无限分工，以及为了协调分工而产生的大卫•格雷伯所说的“狗屁工作”，挤压了人们的意义空间。为谁工作、为何工作，都变得模糊不清。在谋生以外，工作没有实际的意义，无法促进个人的幸福与发展。而其对工作日无限度的延长和对休息时间的侵占，也使得生活的意义渐趋坍塌。
996的“打工人”经过长时间通勤回到住处，往往只剩下睡觉的时间，除了沉迷于短视频等“电子鸦片”外，少有精力经营生活。其中多数又背井离乡、漂泊不定，而家庭本身，也被现代主义思潮所解构。在新式的认知里，婚姻和伴侣都可能加剧生活风险，孤独几乎成为现代人的宿命。这种漂浮的生存状态和意义的缺失，往往被产品广告转化为消费欲望，而欲望的满足又依赖于更高强度的工作，如此，周而复始。
人类成为“器官”？人工智能的反向驯化
“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为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期间，机械化生产取代了大量手工业者的工作，而在21世纪的巨型工厂，“机器换人”又引发了新一轮的震荡。除了失业危机，大量为机器提供辅助的零碎、重复的工作，使得劳动者不断去技能化和贬值。为了获得能够维系生活的收入，劳动者只能主动或者被动地延长劳动时间。就结果而言，机器的出现本应成为缩短劳动时间的有力手段，却在实际上提高了对现有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如果说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以机器替代工人的体力劳动，当前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机器对人的替代则延伸到了脑力劳动的范畴。
过去，学者们认为人工智能所拥有的大数据统计、重复性运算和知识存储能力并未真正触及人类专有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控制力，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人工智能确实逐步起到脑力劳动的作用，并指挥人类成为运行的“器官”。
例如，外卖平台通过精准的算法分析和数据驱动的管理，已经将外卖骑手变成了算法驱动大脑的“手脚”。骑手不再被看作是有感情和思维的人类，而是被视为一种无差别的运输途径，终日奔波在平台划定的路线中。在精准的算法分析下，骑手们需要高强度地投入工作，与算法争抢送单时间，以追求更高的派单效率和收入的最大化。看似灵活自由的工作岗位形成内卷化的恶性循环，要求劳动者付出无休止的体力和情感劳动。
另一方面，由于机器的精细化、智能化程度有限，为了填补与人力“最后一公里”的差距，许多廉价劳动力隐藏在机器背后，这种现象被称为“幽灵劳动”。例如，现在常被提到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些人的工作是为大量的文字、图片内容打上标记，成为人工智能的“眼睛”，做着简单机械的工作来提高人工智能的表现。根据公开信息，早在2015年，阿里巴巴集团就在其客服团队孵化了国内第一批人工智能训练师。这份工作在2020年2月正式成为新职业，并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目录。一直到今天，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工作都难逃大量重复、报酬微薄等描述。
与此同时，人们的创造性工作也遭到了人工智能的挤压。随着AI内容生成技术扩展到图像生成领域，承担AI内容筛选、精修工作的插画师岗位已悄然诞生。在AI负责根据指令、结合数据库内的大量图片信息进行图像生成时，化身为“手”的插画师仅需要掌握写关键词、使用AI生成图像的能力，进而对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进行筛选、修改和调整，以满足客户的需求。这个职位被戏称为是一名“甚至不需要掌握绘画技术的插画师”。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工作岗位，但也造成了对人们创造力与能动性的禁锢。
结语
人体由细胞、组织、器官和系统构成，在此之外，人类构建了对灵魂的信念，并且将情感、想象力、创造力和道德等元素归入其中。但是，人工智能与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组织形式，正在吞没灵魂生长的可能。金属、塑料、电子元件等非生物材料，正逐步以非生命的逻辑替代生命逻辑。在这个阶层鸿沟日益拉大的时代，人工智能是部分人的工具，与此同时，另一部分人却彻底沦为人工智能的器官。值得注意的是，在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之外，更深层次、更根本的仍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格化的资本的关系。而惟有实现对整体的现代人的解放，我们才能希冀建立一种自洽、幸福、有意义的自我实现的生活。
（作者刘港平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廖欣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孙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