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丝绸之路处于低谷的五代、北宋时期，他们仍不绝于丝路之上……

（来源：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见证文化（今甘肃省中西部地区）、河湟 （今青海省东部地区）以及南亚、中亚等地僧侣进入中原，也有一些中原僧人西行求法。他们在丝绸之路处于衰落低谷的背景下，行走于丝绸之路上，维系着五代、北宋时期丝绸之路的持续交流，彰显出沙门僧侣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桥梁纽带作用。 ▲随着近20年来俄藏黑水城文献和相关考古资料的刊布，学界逐渐揭开五代、北宋时期丝绸之路的神秘面纱。图为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的黑水城遗址一角。新华社记者邹予摄如于阗、西州回鹘、龟兹回鹘以及甘州回鹘、沙州、秦州回鹘、唃厮啰等政权或势力，都曾派遣僧侣出使中原。 这一地理范围不仅覆盖了整个西北地区，还包括了部分中亚乃至南亚地区，表明即便在丝绸之路处于低谷的五代、北宋时期，西来僧侣仍不绝于丝路道上，甚至不时出现远道而来的天竺僧人。 （915年），最晚的记录发生在北宋重和元年 （1118年）。可以明显地看出，即使在群雄割据的五代、北宋时期，丝绸之路仍然发挥着宗教交流的功能。 宋景德四年 （1007年） ，“沙州僧正会请诣阙，以延禄表乞赐金字经一藏”；宋熙宁元年 （1068年） ，回鹘入贡，“求买金字《大般若经》，以墨本赐之” 。 （1004年），沙州派遣僧人惠藏向宋朝提出修建佛寺需要金箔10万，并请宋朝派遣铸钟工匠等前去帮助指导。 （926—930年）， “有僧于西国取经回，得一佛牙，舍利十粒，行以呈上”。 宋代笔记《鸡肋编》卷上载：“汝阴颍上县，与寿春六安为邻，夹淮为二镇，号东西正阳。其西属颍，镇城之中有砖浮屠，下葬西域僧佛陀波利，其石刻载其与僧伽俱来，终于正阳。” 北宋时期的颍上县属京西北路，寿春和六安属淮南西路，二者隔淮河为邻。西域僧人圆寂东土，未归故里，其足迹已及首都东京以外的区域。 《马卫集论中国》一书讲道：“摩尼教徒曾从中国带回一件绿衫，它折叠起来后，几乎可以捏在一只手的手心里。” （980年），中天竺国僧啰护啰来献香药7000斤、贝多叶梵经一轴；大中祥符三年 （1010年），龟兹僧人智圆贡琥珀45斤、玉石46斤。 西来僧侣进行朝贡贸易不单是纯粹的宗教或贸易活动，同时带有一定的政治性，或者说其部分地充当了使臣的角色。西来僧侣朝贡需要官方许可，进入中原必须遵循中原礼节，甚至住宿场所都有严格的礼仪之规。在与北宋交往的过程中，西来僧侣还会利用传统的“政治资源”，尤其强调中原政权与西域少数民族之间的“甥舅之谊”。“广顺二年十月，沙州僧兴赍表辞回鹘阻隔，回鹘世以中国为舅，朝廷亦以甥呼之。沙州陷吐蕃后，有张氏世为州将。后唐同光中，长史曹义金者遣使朝贡。灵武韩洙保荐之，乃授沙州刺史，充归义军节度使。其后久无贡奉，至是遣僧辞其事。”这段文献记载于北宋《册府元龟》，讲的是因回鹘阻隔，沙州停止贡奉，故派遣僧人兴赍向宋朝通报此事，但其背后并非单纯的宗教事务，而是要恢复宋朝与沙州之间的联系，僧人兴赍行使的无疑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西来僧侣或进行贸易交流，或进行宗教活动，或充当使臣，3种情况交织在一起，纵横交错，极具复杂性。如《宋史》卷490《天竺传》就记述了婆罗门僧人的入华路线：“又有婆罗门僧永世与波斯外道阿里烟同至京师。永世自云：……其国东行经六月至大食国，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虽然五代、北宋时期丝绸之路僧侣有着贸易谋利、游历观光等目的，但宗教交流是其中最重要的内涵，尤其以佛教交流为主。他们购买佛教经典、翻译佛经、修建佛寺、交流佛法，极大地促进了这一时期宗教文化的交流。在佛教僧侣群体中，又以回鹘僧人为主。这一时期回鹘所居的西域及河西地区佛教盛行，如高昌就是西域地区的佛教中心。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贡使、商人、僧侣带来的不仅有异域的商品与物产，也有不同区域的民俗文化信息。同时，佛教及景教、摩尼教、婆罗门教等宗教共生共存、相互影响，交融于中华文化，是丝绸之路包容开放精神在宗教领域的体现。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