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郏县电视台）
一代文豪苏轼崇宁元年六月葬于河南郏县，元至顺二年（1331）三月，礼部行文至河南郏县：整修苏轼墓园。这是东坡文化传播和接受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2019年郏县申报国家地名文化遗产时，对郏县三苏园一无名古碑进行清洗、拓片，竟意外发现为元代礼部修苏坟符文碑。“部符”，是元代朝廷六部发给下级官府的公文，文末有“符到奉行”字样。礼部职责是“掌天下礼乐、祭祀、朝会、燕享、贡举之政令”。（元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从元代礼部修苏坟符文碑文可知：礼部侍郎粱亚中提议：苏轼乃有宋“一代元老”，礼部应决定“光表贤圹”。并请奎章阁侍书学士虞中奉楷书“两苏先生神道”。虞中奉即虞集，时任奎章阁拜奎章阁侍书学士、中奉大夫，故有虞中奉之称。虞集位居“元代四大家”之一，以诗文著称，又是继赵孟頫之后又一个诸体兼善的书法家。
礼部通过“圆坐署事”，即通过会议讨论决定的。“圆坐署事”制度是上至京府、下至州县一例推行的议事办公制度。《元典章》吏部卷之三《典章十三》有载：
京府州县官员每日早聚圆坐，参议诉讼、理会公事。除合给假日外，毋得废。务仍每日一次署押，有公外出者，于上标附。
《元典章》吏部卷之三《典章十三》“凡行文书园押”条载：
至元二十八年正月行尚书省扎付，尚书省有咨：会验在先内外诸衙门，凡行文字，多不圆签，事有差池，皆因此弊。自立尚书省以来，事无巨细，右丞相以下皆须圆押。其余诸衙门尚依前弊，若不遍行照会，深马未便。都省除外，今后应有大小公事，官员别无差故，自上至下，须要圆书圆押。
“圆书圆押”，即书写姓名并进行签押。查《元史》卷八十五载，“礼部尚书三员，正三品。侍郎二员，正四品。郎中二员，从五品。员外郎二员，从六品”。
礼部修苏坟符文末共有三位尚书、两位侍郎、两位郎中、两位员外郎签押记。它表明应参加“圆坐署事”的官员并无一人因公外出，且无异议通过。符文有圆押无圆书，盖因礼部的蒙古、色目官员中大多不通笔墨所致。
符文末对两苏先生坟墓所在地的州、县两级衙门提出明确而具体的要求云：“部合下仰照验，依上施行，须至符下□汝州，符到奉行”。
另据时任郏县教谕孙友仁《两苏先生神道碑阴记》载：此一礼部符文并未通过邮驿（站赤）传递，而是由“汝士刘端伯，捧礼部侍郎符文及奎章阁学士虞中奉楷书八字下汝之所隶郏邑”。签收符文的是郏县令史完颜荣。时任郏县的达鲁花赤忽里欲赤接到符文，遂命人将礼部符文勒石立碑，此一事件的见证者郏县香火提点和苏坟寺僧首、院主、提点等一并勒名在碑阴。
郏县达鲁花赤忽欲里赤主持““光表贤圹”，仅神道就长达十里。唐乾陵神道全长约4公里，此次修建的比唐乾陵神道还长1公里，褒崇程度无以复加。忽欲里赤在重治茔域的同时“置地若干，以其租为祀事之费”，郏县教谕孙友仁由此感叹：苏轼“数百年之间而一旦显焕于玉振金声之际，非二公之幸也，道之幸也。俾尝置二公于死地之人，闻之九泉之下，岂不动厚颜之赧，而感人又岂不动忠良之叹乎！”
虞集所书“眉山两苏先生神道”碑，“岁久损裂”，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守苏坟僧智慧按旧题双钩上石，石工朱修成刻字，郏县知县山左夏联钰重为立石。夏联钰重立的“眉山两苏先生神道”碑为青石石质，高240厘米，宽75厘米，至今仍完好保存在今郏县薛店镇民间。
礼部修二苏坟符文视苏轼为“（有宋）一代元老”褒崇，到元至正五年（1345）成书的《宋史》，苏轼入“列传”而不是入“文苑”，“列传者，谓列叙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司马贞《史记·索引》卷十七）由此可知，有元一代，官方视苏轼为有为的官吏来看待的。正如《宋史》苏轼本传对苏轼的评价： 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卒谥“文忠”。（刘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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