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自远古原始部落的人们懂得互相交换物品以来，就形成了贸易行为。再经过岁月的衍变则催生了商人这个职业。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商人指的均是专门从事商物交易买卖的人，但各朝代的商人特点均不同，其发展受当时的政策、百姓认同度、经济繁荣度以及交通设施等等影响，从而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
古代商人贸易
在唐朝早期，人们是十分鄙视商人，并且对他们进行了诸多限制，使得他们地位低下，赚到钱但还是被人瞧不起。
唐朝商人的类型与地位，科举限令不准商贾参加
唐朝初期充分继承了隋朝的各种领域基础上，有效的发展淮南地域的农耕产业，隋朝时曾花费大量人力资源开凿大运河，引江淮两水贯通南北，形成大型水运交通。
隋亡唐初，唐朝人在此运河基础上，大力发展农业与贸易，特别是在水利设备修建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
隋唐大运河地形图
而商贾们在此阶段得到有力发展，提升了身份地位以及收入，特别是百姓对商贾的看法已趋于认可。
唐朝进入繁华盛世后，各行各业逐渐得到良好发展。商贾身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营生群体，其在农耕社会基础上，有力推动其他领域的发展，通过贸易方式，让南北东西的货物得到更好流通。
该商贾群体大体可区别为工商地主、豪商、中阶商贾、小商贾、盐商、米商、茶商、珠宝商、药材商贾、行脚杂货商贾、官商、私商、本土商贾、坐商、外族商等多种类型的商贾，他们各司其职，掌管自己的商业领域，从而形成唐朝的经济体系。
随着大唐盛世越发繁荣，商贾群体人数越加增长，这时当一些富商大贾积累下大资本后，则不再满足于传统正规的行业，逐向偏门发展，利用自己的资本与人脉资源，做起土地收购兼并，勾搭地方县令官员，招收奴才恶霸对百姓放高利贷，在市井里设立赌庄等，以此赚取更高利润后，则开始向权力方向渗透。
而中阶商贾们还是规规矩矩的从而日常正规行业，但受唐代人观念影响，处处受到冷落藐视与欺压，有的农民认为商贾不务正业，收入得来不纯，故此对其态度不好，部分读书人则看不起商贾，认为他们靠小手段谋取钱财，做人不够光明正大，故此对其不屑。
唐代繁荣街市
所以在唐朝人眼里，他们的商贾通常只是富而不贵。特别是大唐律法有规定："参加科举之人，不得含有工贾殊类"，已证明选择做书生的人不得有商贾身份，故此当时的商人与文人、官员是受明令区分的。这无疑激增了无产阶级与资本阶段的矛盾。
唐朝人虽然看不起私营商贾，但对于官商，他们则是不敢轻视的。唐代初期设有官员经商制度，因此培养发展出拥有特权的商贾群体"官商"，特别是域外来的胡商占据优势更多。
当他们尝到甜头后，便老带小，旧带新，把家乡的亲戚朋友都来到唐朝从商活动，久之就构成胡商大势力，在唐朝商界巩固下重要地位。
长安六大富豪是谁？受皇帝亲自接见，富商大贾与中小商贾的区别
唐玄宗年间，繁荣度再次上升，导致富商大贾人数渐多，据说当时长安城有名气的富商大贾分别名叫："杨崇义、郭行先、郭万全、任宗、王元宝、任令方"，并称"长安六大富贾"。
长安大部分商业，由此六个家族掌控，势力范围一度渗进官场。有文献载："长安富民郭万全、杨崇义、王元宝等，乃国中巨豪也，各以宴纳四方志士，竞于供送，朝士名寮，往往处于门下，每科场文人，集聚数家，时人目之为豪友"可见此类富商大贾的人脉之广，资源之多，能力之高。
唐朝长安示意图
在这些交际活动，又数王元宝这位富贾最出彩，其因太过活跃，甚至引起了唐玄宗的关注，因此还专门请王元宝到皇宫洽谈，期间唐玄宗还亲口和身边大臣称道："闻至富可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
由此可见，该时期的商贾地位慢慢有了转变，天子乃天下之贵，而商贾则是天下之富也，从一面又说明，经济社会与政治的紧密相连，随着唐朝经济商业的繁荣，则很大程度的影响着朝廷政治。
细察唐朝相关古籍资料，发现富商大贾的商业活动范围是最大最广的，其涉及几乎全部唐朝商业领域，包括农产品、水产品、木业、生产工具制造、纺织、衣饰、药材、交通、、货运、矿业、金银珠宝、茶叶、盐米、日常用具、文艺品以及各偏门行业赌庄、高利贷等。
唐朝经济重点城市分布图
不仅长远距离贸易，还集自产原材料、制造、销售一条龙服务。还以资本去笼络腐蚀各阶层官员，与其勾搭一窝，实现官商结合，把利益扩展到最大化。
同时借此打压，中小阶层的商贾，使其在强压与垄断下极少人能崛起或翻身。
唐朝中小商贾，该资产群体由于资金与人脉上远不如巨贾，故此一般都从事较为简单直接的生意，其活动范围较小。
主流类型分两类，一则是当坐贾，摆小摊或租个小面铺当零售老板，但是不管经营好坏，均要给地方官府纳税，还要受上流商贾、批发商等剥夺，不时还有流氓地痞来收点"陀地费"。
第二种是"行商"，主要靠挑担子带货，穿江过省四处走动的叫卖，此类型的商贾本小利薄，有种风雨飘摇的感觉，虽不用交摊位税费，但比较艰苦，危险系数又高，有时候遇到山贼土匪，免不了被洗劫一番，运气不好的话还会从此命丧黄泉。
为此当时中小商家生存环境较为艰难，稍微比农民阶段好过一点而已。
中小商贾的存在促进唐朝社会的贸易经济增长，使其渗入各个大小地域，特别是丝绸之路上，各个商埠都有来往频繁的行商、行客、行人，他们于敦煌、凉州来回贩运粮食、特产、衣物，有效促进了丝绸之路的活跃度。
来往于西域与中原的商人
从"科考"、"诉讼权"、"禁止骑马"看商贾地位的真正改变
相比唐朝初期，百姓对商贾群体普遍有着鄙视与仇富心理，朝廷还规定工贾不准参加科举的律令，可这些当发展到唐朝中期之后便有了较大改观，届时科举制度对商贾逐渐放宽，开始允许商贾的子孙参加科举考取功名。
诗人白居易曾为商贾群体抱过不平，其写词批判道："恐所举失德，不可以贱废人，唯贤是求，何贱之有"，充分表露出白居易呼吁唐朝民众不应该用歧视的态度去对待商贾以及他们的子孙，故此后来，使得越来越多的商贾有机会去参加科举。
白居易画像
随着科举制度的改变，使得商贾群体开始渗入权力领域，其优势甚至比普通书生要多，他们凭借财力与人脉，很快发展起良好仕途，从而实现财力权力一手抓，真正破除了唐朝百姓对他们"富而不贵"的看法，不仅提升了社会地位身份，还使得人们不再去鄙视他们。
唐朝中后期，商贾还获得了诉讼权，遇到不公可向当地衙门诉讼。有事例为证，当时有一盐商被人举报偷税漏税，其本人百口难辩，只任由衙门官差收押天牢，而根据唐朝律法偷税漏税的要判死刑的，亏得该盐商女儿极力拜见盐铁官，提出诉讼，哭其冤枉，最终才换来案件重审，查清原由，救回了盐商一命。
而该案件，转折点在于商贾们有了诉讼权，从而表面他们的地位确实有了改变。唐朝早期对商贾的限制还有诸多，例如不准他们骑马，但随着商贾给经济提升做出的贡献，以及越加活跃，他们的业务涉及到各大小城县乡村，有了银两疏通一切就好办事了。
故此后期的商贾可以到处逛庙会去市井、参加佛教道教的仪式活动，广交好友等，一层层改变从前的限制，使得活动范围大大增加，为此禁止商贾骑马的律令就沦为了虚设，逐渐没人再提起。
甚至到了太和六年，唐文宗还称："商贾乘马，乃前代之禁，近日得以共乘骑，且雕鞍银镫，装饰过于绚烂，从以童骑，是为偕越"。
结语
自古以来皆有商，而仇富心理在古代就存在。唐朝以前的商贾地位低下，为人所鄙视之，大唐盛世以后，随着经济繁荣发展，各领域都少不了商人的付出，逐使得商贾在百姓心中的地位得以转变。
尤其是在唐朝中期，科举制度允许商贾报考后，商人正式涉入官场，把富而不贵的宿命打破，从此有钱有权，富贵同体，构成社会地位提升的转折点。
唐朝科举
唐朝商贾地位从低到高的过程，深刻的体现出古代人们对该群体的心理变化以及接受程度，属于唐朝经济社会的一个鲜明缩影。
商人们从初期的不待见，被仇富、遭鄙视开始转变到被接纳，特别由于生活的息息相关，各行业都少不了商贾介入，使得老百姓离不开商业也离不开商人，这使得从商的人也越来越多，主流观念也随之产生变化。另外通过"诉讼权"与"禁止商贾骑马"的例子，我们则充分见证了唐朝商贾与普通百姓的明显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