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时期的传奇创作上承晚明时期的娱乐心态和言情寓教之旨，下启清初以悲欢离合寓家国兴亡的伤悼、反思心态，在动乱时代的诸多因素刺激下，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创作心理趋向。
其中兴寄、谋生、娱乐逞才是此时期传奇创作的三种主要心态，并和作家内心深处自我身份认同密切相关。
所谓“当初才子佳人，不知今在何处？”即反映了他们在易代背景下找寻不到精神出路，迷茫徘徊的人生及创作心境。
这种身份认知下的创作心态以吴伟业、丁耀亢最为典型。以传统纲常伦理来看，吴伟业的一生是充满争议的。一方面，他深受崇祯皇帝的知遇之恩，对明朝充满了感激和眷恋之情。
吴伟业其时未婚，崇祯帝又给予他“给假归婚”的莫大荣誉。另一方面，他又没有尽到传统士大夫应尽的责任。
甲申国变时，吴伟业恰在江苏老家，听到崇祯帝煤山自缢的消息，他悲痛欲绝，想要自尽，被家人发现劝阻。
清朝政权巩固之后，他禁不住威逼利诱，扶病出仕。虽然腆颜列于朝班，官至国子监祭酒，但他清楚自己在清廷眼里只是一个弄臣而已，同时也为自己变节行为深感忏悔和痛苦。
吴伟业仅有的一部传奇《秣陵春》便是这种心境下的产物。该剧创作于明亡之后，仕清前夕，是其“假借儿女之情，系明朝兴亡”[3]的作品。其创作心态与六朝时期庾信作《哀江南》赋颇为相似。
可见，《大哀赋》触引了吴伟业的故国之思，遂行诸笔端。剧写南唐李后主在阴间撮合徐适和展娘之间的婚姻的故事，通过徐适南唐旧臣之子的身份寄予自己眷恋故国旧主，以及失国惆怅，不得不效忠新朝的矛盾心情。
这种以传奇寓“心史”的创作心理是吴伟业身负贰臣的耻辱身份，又无法自我辩解的压抑、无奈心态使然。他在《秣陵春序》中说：“是编也，果有所托而然耶？果无所托而然耶？即余亦不得而知也。”
丁耀亢也是一位经历明清两朝的遗民作家。但和吴伟业不同，他虽然也出身巨门望族，但在明末科场上屡屡失意，仕途偃蹇。直到清顺治五年，他才在朋友的帮助下，以顺天籍拔贡，谋得旗学教习一职。吴伟业入仕清廷，或许出于被迫，兼有不甘老死泉石之心。
丁耀亢之仕清，则完全出于谋生需要。因而那种令吴伟业饱受精神煎熬的贰臣身份并不是丁耀亢精神苦闷的症结。他的苦痛更多地来自于易代之际的国破家衰，身世飘零，以及长期的落拓不偶。
乱世凌夺风气盛行，丁家的巨宅膏田被人觊觎，财物遭受劫掠，田产被人分割。丁耀亢眼见家势日衰，一面不断外出避祸，寄食亲故之家；一面待时局稍稍平定，便为田产之事上诉。
连续地奔波、操劳、苦闷、不安使他心力交瘁；山河破碎、血雨腥风的景象让他触目惊心。面对现实人生的苦难，他一时不知何去何从。
俨然其现实人生的写照。丁耀亢该剧创作，重在寄予自己作为局内人，站在历史剧变前的切身感受。
这种创作心态，同时代的宋琬切中肯綮：《化人游》，非词曲也，吾友某渡世之寓言……斯可与化人游矣。
《赤松游》完成于顺治六年（1649）故事以秦末楚汉战争为背景，影射明清之际的时局，意在寄予自己的遗民情结。
《西湖扇》故事则以宋金之际为背景，借才子佳人的乱世离合，寄托家国兴亡的感慨，对清初《桃花扇》创作有直接的启发。
可见，无论吴伟业还是丁耀亢，都是以创作诗文的心态来结撰传奇，寄予亡国之痛或身世之悲。这种心态下，传奇创作往往便不是为了奏之场上，而是为了曲写心迹。
剧作具有较为深刻的思想内涵，曲词典雅，富有诗的清韵，但题材内容往往较为偏狭，将传奇艺术欣赏导向案头化。钱谦益、丁耀亢如此，祁彪佳、黄周星等人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