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分别授予了伯南克（Ben S. Bernanke）、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及菲力浦．迪布维格（Philip H. Dybvig）三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银行系统和金融危机领域所作出的杰出研究贡献。三位经济学家的重要研究贡献是帮助人们广泛理解银行（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及其他私人金融机构）在经济运行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期间）。可以说，现代银行学的基础是三位经济学家在1980年代初期共同奠定的。
三位经济学家以现代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角色和定位作出发点，通过探究现代银行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和影响（比如银行破产将加剧金融危机），分析并提出如何通过规范金融市场和完善银行中介制度应对金融危机中的各类风险。如果说，去年诺奖的三位得主给予当今社会的启发主要集中在方法论创新及对微观世界的具体认知上，那么今年诺奖三位得主则更多的从实际贡献出发给予我们更多启示。
现代银行学基本框架须重建
首先，现代银行学的基本框架亟待重新构建和完善。通过研究“大萧条”时期经济衰退的背后逻辑，伯南克发现近几十年全球市场因结构性因素的显著变化，导致传统经济周期波动性正出现显著下滑，这使传统货币及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支持力度正在下降。
正如伯南克所言，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如美国、欧洲及中国）都面临着劳动力结构失衡，资本边际效用下滑，贫富差距拉大以及创新时滞等诸多结构性因素的显著影响。叠加疫情及地缘动荡的冲击，旧的银行体系和传统宏观政策框架亟待变革。后疫情时代下，如何重新定义银行在市场中的角色，如何通过银行中介创新和建立更有效的资讯交互系统，以及如何制定新的财政及货币政策框架以提高银行的信贷配置效用，这将是避免全球可能再度陷入长期萧条的关键所在。
其次，站在历史的对立面，需要重新反思低利率政策的深刻影响。基于伯南克的经济思想，全球央行在2008年危机后普遍采取了零（或负）利率政策（量化宽松），以对抗长期低迷的通胀和劳动生产率。
伯南克本人也曾经为其“直升机”撒钱的方式进行辩护：“人们知道通胀会侵蚀政府债务的实际价值，因此，制造一些通胀符合政府的利益。”然而，今天的情况似乎正在跟历史开玩笑。在疫情和地缘冲击后，全球央行正竭尽所能的与高通胀进行“斗争”。
主流经济学内愈来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当前通胀不仅与供给端所产生的问题息息相关，同样的，长期的量化宽松政策也是推升通胀的核心原因。长期超常规的量化宽松政策，加剧了欧美债务扩张以及社会贫富差距加大，这对当今全球地缘矛盾和社会内部分裂埋下导火索。面对历史的交错，我们不仅需要在新的环境下思索新的制度框架创新，也需要通过回顾历史，以便从过去的政策积弊中寻求新的反思。
打破旧有思维 结合新知分析
最后，学会打破思维定式。宏观经济学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愈走愈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者长期被禁锢于固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中，很多学者在宏观研究领域中往往过于追求完美数学模型下的最优解，而忽视了更大的视野和更小的细节。
我们认为，打破束缚，突破思维模式，不仅可以从方法论的创新入手，也可以主动从不同学科领域寻求灵感。正如伯南克一样，经济学家不仅需要学会以历史观的思维洞察现象背后的逻辑，也需要结合新知（例如人工智慧、生命科学、资讯科学等），从不一样的角度和层面，丰富自身的逻辑认知，而这方面，恰是未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诞生的摇篮，也是现实世界于变局中开新局的理论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