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英勇事迹家喻户晓。但他从被俘到就义的过程很曲折，文天祥本人并一直都一心求死，而且有那么一群热爱大宋的“义士”比谁都更想让文天祥死。
从1728年12月文天祥在潮阳被张弘范俘获，到次年十月押解到元大都，这近一年时间里文天祥拒不投降、只求一死。他用过故意激怒元将、服冰片（樟树枝叶的蒸馏结晶）、绝食等多种方式自杀，只是均未成功。
文天祥到元大都后，忽必烈就派遣蒙元王公大臣、宋朝降臣对文天祥展开了密集劝降，但文天祥均是唾骂以应。问他到底想咋样，文天祥的答复是“天祥今日至此，惟有死，不再多言”。
到了1280年，无可奈何的忽必烈就换了个办法 – 冷处理。将文天祥关入狱中不再过问，希望用时间来冲淡文天祥心中的仇怨。
这个办法确实有效果，至少文天祥不像刚被俘时那样一心求死了。证据是文天祥在其后三年里（忽必烈1283年1月下旨处死文天祥），不仅未自尽，尝试自尽的记录也没有。
不过文天祥并不是一些人说的在“装”。因为忽必烈派遣过重量级人物出面劝降，宋恭宗和全太后。如果文天祥真是在找台阶，还有比这更好的台阶么？
原因其实很简单，文天祥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毕竟求生是每一个人生理、伦常、道德等方面的基本诉求，只要不触及自己的底线，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在冷静和撇除外界干扰后，都不会主动求死。
那么文天祥的底线是什么？在《宋史》中的记载是不投降元廷做贰臣。
不过文天祥的好友邓光荐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在他的《文丞相传》中，他认为“道士说”是以王积翁为首的宋朝降臣的主意。他们见文天祥拒不投降，为保其性命和缓解宋朝遗民对元廷的仇视，奏请忽必烈让文天祥当道士然后释放他（即不问世事、不再参与抗元活动）。
至于那种说法是真的，难以确定。不过除了这些，还有两个旁证可供参详。
首先，文天祥从被俘到就义的四年里留下了大量诗词文章。头一年几乎是“死”不离口，如“人生自古谁无死 … 但为死者贵 … ”。后面两年则平和了很多，甚至写下了“只今便作渭水囚，食栗已是西山羞”。开始自嘲，其实也意味着他开始接受不“赴死就义”的结局。
其次，同时代的南宋大臣谢枋得，他的经历和文天祥很相似。
1276年多次组织兵马抗元失败的谢枋得，拒绝降元并躲到福建教书度日。元廷先后五次派人召他入朝为官，谢枋得均严词拒绝。然后他就被元廷强行抓到大都并逼他出仕，最终谢枋得在囚禁地悯忠寺绝食五日而亡。
不过谢枋得之前回绝元廷招揽的信里有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谢枋得可以接受自己作为“大元闲民”活下去，但如果逼他入朝为官做贰臣，他就要选择为“大宋死节”。不仅是谢枋徳一个人，南宋灭亡后很多原南宋官员也是如此。
至于文天祥是不是也是这个态度，大家各抒己见。
元廷的一些官员其实也支持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南宋遗民，觉得这样有利于缓和矛盾。所以忽必烈虽然非常希望招降文天祥，但长时间劝降未果后，也几乎同意将文天祥释放，让他成为闲云野鹤。
但是忽必烈为何最终还是下旨处死了文天祥呢？因为文天祥不死，那群热爱大宋的“义士”们寝食难安。
宋末文学家王炎午，在文天祥召募义军时投身其麾下。王炎午对文天祥提出，无国就无家，国难当头不应吝啬家财，全部拿出来充作军资。文天祥照做了，王炎午自己却只拿出了部分家财，然后就以自己母亲病重为由，走了。
文天祥被俘后，王炎午主动提及往事“国恩已负，丞相之德未报”。那么有负大宋和文丞相的王炎午准备怎么补救的呢？他自己的原话是这么说的，“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
人还活着就大张旗鼓的为他写祭文，只能说在王炎午心里文天祥已死而且必须死。王炎午在祭文中引经据典，论述文天祥这个南宋遗臣为何应速死，以及他的死所能带来的崇高意义和价值。
为防被押往大都的文天祥看不到自己的祭文或者不寻死，王炎午不但雇人在沿途的城镇宣讲生祭文，还做成大字报到处张贴 ……
那么有负大宋和丞相的王炎午为何自己不死节呢？王炎午没说理由，但是按照他的生祭文的说辞，应该是他还未取得丞相那般成就、还有父母需奉养等等，还不能死。而且活着还可以唤醒丞相去死节，丞相死后还可以缅怀、纪念丞相 ……
和王炎午类似的还有很多，比如原宫廷琴师、诗人汪元量。
文天祥在大都关押期间，元廷对他待遇不算差。除了供应笔墨纸张外，还允许通信和外界探视。现在存世的文天祥作品，大部分都是他这一时期所作。汪元量在探视文天祥为他弹琴之余，就常常写诗赠予文天祥。向他阐明大义劝其赶快赴死，如“君当立高节，杀身以为忠，岂无春秋笔，为君纪其功”。
除此之外，他还拿文天祥的战友来刺激文天祥，如“今日相看论往事，刘洙原是姓文人”。这里的刘洙是文天祥的至交好友，当年随文天祥一道起兵抗元。他在文天祥被俘的前一年，因不愿被俘而就义。汪的意思就是你不能辜负你的好友，赶快去死 ……
这帮文人士绅为何要如此对待文天祥呢？为了他们心中的“信仰” --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他们很清楚自己能出来上蹿下跳，是因为元廷根本不在乎他们，知道他们不想也不敢践行心中的大义。但是人又不能放弃自己的信仰，更无法承认自己的虚伪和无耻，怎么办？
“喊”远比“做”容易。站上道德的制高点，成为忠孝的鼓手，去督促别人履行大义。道理就全在自己手中，责任和代价则由他人去负。
除此之外他们看待文天祥就像是在看寡妇。丈夫死了，你也该殉节了。这样既是圆满，也是结束。文天祥你为大宋殉节后，大家也就一起获得道义上对大宋的终止和圆满，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
所以这些人不但向文天祥施压，还向元廷施压。
他们不停的制造流言，如某某地起事的目的是救出文丞相、谣传“某日火烧京师蓑城苇”乘乱救丞相、阿合马遇刺也往文天祥身上攀附 …… 不停地暗示元廷，文天祥就是个祸患，不能放得赶快处死他。
最终文天祥坚守了自己心中的大义，拒绝了忽必烈的亲自劝降并力求一死。
文天祥死后，王炎午作《望祭文丞相文》褒扬丞相的忠义和气节，然后他又活了41年。人生的最后他作词抒怀，“岁岁东风岁岁花，拼一笑，且醒来杯酒、醉后杯茶”。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人生可谓祥和美满。
而汪元量则以琴师的身份，被忽必烈召入宫中侍从，但他并未向高渐离学习。此后常常出席各种宫廷筵席，因高超的琴艺受元廷高层青睐。不仅生活逍遥快活，还任职翰林院并代表元廷出使江南，最后活到77岁善终……
这些人在满足和狂欢时，却没谁有去关心过文天祥心中哪怕一丝的痛苦。
文天祥在狱中曾收到女儿柳娘的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大都为奴。虽然投降就可以解决问题，但他在给自己妹妹的信中却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 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
无人可以托付或提供帮助，只能乞求两个女儿以后能有好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