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传》有一处相同记载：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这是两本成书时间相隔近200年的史书，如果说司马迁的时代，对于匈奴的前史了解仍停留在道听途说，到了班固的时代，南匈奴已然内附，北匈奴也多有降人投附东汉王朝，在信息源上应该不会存在偏差。
然而，两部史书对于匈奴的先祖是夏朝的苗裔“淳维”的记载完全一致。
不过比较好玩的是，始祖说完之后，《匈奴传》就略过了千百年，直奔战国中后期：
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於匈奴。其後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
但是，哪怕我们无条件采信这条缺少旁证的史料，也并不能视为所有“匈奴人”的源流，而只能说明匈奴帝国的王族，或者说匈奴帝国的核心部落，可能是传说中夏朝的后人。
而从考古资料来看，王明珂在《游牧者的抉择》一书中，基于北中国的考古结论，指出，脱离半耕半牧状态，走向纯游牧的文明时期，应该是在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1000年，此时，由于气候的变化，人口聚落的变迁，“牧人”而非“游牧人”开始远离“农业定居聚落”，形成了自己一套的游牧经济方式。
这种基于墓葬考古的解释，与之前“历史唯物主义”中基于19世纪历史研究成果而总结出的先有“游牧”，后有“农耕定居”的说法是截然相反的，当然，王明珂的研究本身也是建立在欧文·拉铁摩尔的研究基础之上。
事实上，游牧人是由定居人分化出的群体，因为家畜驯化要比精耕农业晚得多……
而公元前1500年，恰恰是基本可以确认的商朝灭夏之后，也就是商朝早期，所以，夏朝的遗民向北奔逃，最终称雄于游牧人中间，也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可能性。
而更多的先秦史料表明，或许“夏朝”本身的生活方式就偏向“游”和“牧”。
《墨子·非乐上》引《武观》曰：
“启子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锽锽，筅磬以方。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
“渝食于野”，也可以理解为夏启喜欢野餐……当然，也可能是帝王的游猎。
《尚书·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这份代代传承的对游猎和醇酒的执着，颇有辽穆宗的“睡王”风范，当然，更有趣味的还在于《左传·哀公元年》的记载：
“后緍方娠，姚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
也就是说复国的少康在自己的外祖父家“有仍”部落里担任了牧正，也就是牧官之首。
当然，上述史料并不足以支撑“夏朝”是游牧国家，因为“游”，对于有相对充足文字资料的殷商而言，也不是新鲜事，先商也有“八迁”，至于“牧”，则是与定居农业并存的生产方式，不过，如果这种推测属实，则夏朝没有文字和文明城市也就实属正常。
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哪怕上述的可能性真实存在，也不代表所有“匈奴人”的族属关系，正如司马迁和班固在《匈奴传》中不厌其烦地记录北疆的胡人族称，说明哪怕在他们的时代，也知道“匈奴”实际上是一个由核心部落征服的诸多草原部落的集合体，“匈奴”只是整个族群的代称，而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是同族、同血缘。
而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草原行国的常态，一直到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的强制“融合”下形成之前，草原民族的名字往往只是他们之中最强大的领袖部落的名字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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