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50、 60后的人曾经记得，禹作敏和储时健两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个是全国首富村的领头人，一个是云南红塔集团的一把手，云南的利税60%都出自该集团，也就是说云南的一多半都是靠红塔集团来养活，这是中国八九十年代的两个弄潮儿，你说牛不牛？
一、难兄难弟，有相似的命运。公元1928年日本军官河本大佐策划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东北王张作霖被炸死，张学良怀着满腔仇恨拒绝与日本合作，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北建立亲日政府的计划破产。也就是这一年，储时健出生于云南的一个边陲小镇，父母亲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吃上顿没下顿，母亲为了养育他，偷偷地将藏着小米拿出来熬小米粥给他喝，长到二岁骨瘦如柴，挺这个大脑袋，只有眼睛会活动一下，全身瘫软。也就在这一年，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也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家也是一贫如洗，艰难度日，但禹作敏的父亲认为要想改变这个家的命运必须得读书，于是不管家庭多么困难，送禹作敏到私塾去学习。9岁那年大邱庄发了大洪水，父亲在洪水中丧命，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塌了。母亲无奈，只好让他停止了学业，去给地主放牛。长大以后他买了一架骡车，一边拉货挣钱养家，一边上夜校，他牢记父亲的话“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不仅如此，他还十分热心帮助村民，渐渐地在村民中有了威望。1960年党员推举他为党支部副书记，并兼任最穷的11队队长，看队里的成员食不果腹，缺衣少穿，他暗下决心，要改变这一穷二白的面貌。他首先到市场上倒腾那些没人要略带残疾的母驴，回到家与种驴配种，生出来的小驴，然后高价卖出去，这样一来二去，队里有些结余，队员们可以吃上饭了。在土地承包交公粮的问题上，禹作敏思维超前，他将该上交的公粮上交过以后，其余的都留给社员个人，11队的队员们，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队里很快脱离落后的面貌，成为村里最富裕的生产队。1974年禹作敏被推举为大邱庄党支部书记，他开动脑筋先后给村里办了几个厂，让大邱庄成为全国最富裕的村庄。那时候他经常出席全国性会议，被电视台采访，成为青年人的偶像。在成绩面前，禹作敏飘飘然了，他竟在村里私设公堂，对抗执法部门，俨然成了无人敢管的土皇帝。最终因涉嫌纵容杀人，贪污等犯罪，而被判处20年徒刑。
再回头看看他的难兄储时健。15岁丧父，也是给人放牛，烤烟，和母亲一起辛辛苦苦支撑这个家，后来他参过军，转业后成为地方领导。1979年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用17年的时间将濒临倒闭的卷烟厂起死回生，建立了红塔集团，这个集团上交税利，占云南财政的60%，大半个云南几乎是靠红塔集团养活着。1994年，被人匿名举报，经查证贪污公款300多万，妻子女儿和其他亲属也贪污上百万美元的赃款。他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女儿在河南监狱里自杀，妻子也深陷囵圄，好端端的家就这么散了。
二、认知不同，结局不一样。禹作敏仅仅判了20年，在监狱里就抑郁成疾，他想到了自己从前威武扬威，不可一世，曾经在大邱庄说一不二，如今却成了阶下囚，这人生还有什么指望？如何能如何再见江东父老?于是一不做二不休，他将安眠药攒了起来，在一个风高月黑夜，将成把的药一下子吞到肚子里，第2天当护士查房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了呼吸。
而他的难兄储时健被判无期徒刑，按禹作敏的的想法，人生岂不是更没希望了。可人家是这样想的，人生无论在什么境遇，都要突破自己，都不能放弃。在他保外就医的日子，他积极表现，最后缓刑，进奇迹般地被放了出来。这时候他已经是年过古稀之人，他认为姜子牙80岁才统领三军，自己70多岁还小着呢，还要第2次创业。
于是他瞄准了糖橙的种植。他承包了1000多亩的山地，吃住在山上，利用自己的资源贷款买药，顾人打理橙子树，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最后成为亿万富翁，不知道禹作敏地下有知，会作何感想?如今的人们早已忘记褚时健曾经是贪污犯罪分子，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积极向上是个拥有亿万财富的老人。也许禹作敏走不出心里那道坎，似乎犯罪了就是永远的犯罪，不可改变。时间会改变一切，无论一个人，无论有怎样的过往，只要是从现在这一刻你能做出对社会有益的事，就会受到人们的尊重。两个人的经历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境遇都不要放弃自己，只要怀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马上行动总能走出那阴霾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