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桩学术讼案，源起于
《吕氏春秋·古乐》中的一则记载：
“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
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
从字面上看，这则记载的意思是：
周成王即位，殷商的遗民叛乱，成王命令周公去讨伐他们。
商人驯服大象，在东夷肆虐。周公就率领军队追逐他们，直至江南。于是创作了乐曲《三象》，以此来赞美周公的功德。
一些学者以此为依据，认为
在殷商时期，商人已经能够驯服并役使大象用于军事作战。如有学者认为，这是“商人把驯化的家象用于对东夷的战争”。
不过，由于今天亚洲象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南部地区，因此，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中原地区是否有野生象的问题，曾引起了学界的争议。
如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据上述《吕氏春秋》中的记载，认为“此殷代有象之确证矣”。
著名甲骨学家罗振玉先生经研究认为，“象为南越大兽，此为后事，古代则黄河南北亦有之。（甲骨文中的）
‘为’字从手牵象，则象为寻常服御之物。”
这是从甲骨文“为”字的字型出发，得出了“商人服象”的结论。
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还曾作专文讨论“商人服象”问题，认为
《禹贡》中豫州之“豫”，为“象”、“邑”二字合文，“豫以产象而得名”。
豫州位于九州之中，当今河南省大部分属豫州，按此说，则上古时代中原地区是产大象的，所以以此命名。
但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上述《吕氏春秋》引文中，
“商人服象”当为“南人服象”之误，“所谓南人即南蛮之人”；而“至于江南”应为“至于海南”。
这仍是否认商周时期中原地区有野象的分布。
然而，甲骨卜辞及考古发现则显示，从商王武丁时期，到帝乙、帝辛（商纣王）时期的
田猎卜辞中，均有捕获大象的记载，只是同其它动物相比，数量较少；殷墟墓葬中还出土许多用象牙、象骨制成的装饰品与器皿，如著名的妇好墓中出土的三件象牙杯。
殷墟还发现了使用驯化的象作为祭牲的象坑；不过，祭祀以象为牺牲十分罕见，甲骨卜辞用象祭祀的内容也非常少。
1978年，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王陵区发掘了一座象坑，内埋有一头猪和一头象。其中之象体高1.6米、身长2米，门齿尚未长出，是一头幼象，身上系有铜铃，推测是
已经驯服的小象，很可能是自繁的。
这些考古证据表明，商代中原地区应该有象分布，并且已被商人驯养；但驯象的数量不会很多，且较为珍贵。
基于此，有学者提出，
商代的驯象不会是作为军事作战用途；而应是源于王室贵族的享乐需要才产生，为王室贵族所私有，除祭祀外，可能也有王室贵族出行乘坐的用途。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在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这可看作是商王的野生动物园，其中可能有象被围栏驯养。
也有学者认为，《吕氏春秋》的记载不能轻易否定，商人将一定数量的驯象用于作战还是有可能的。象体型庞大，可以冲击敌阵，同时还可起到震慑和恫吓敌方的效果。
据《左传·定公四年》载，在春秋时期吴楚柏举之战中，楚人就曾利用象怕火的弱点，烧火燧系象尾，迫火象突入敌阵，使吴军惊逃。
另外，还有论者认为，
上古驯象可能还被用于耕田，因为上古传说中的五帝之一虞舜，就有
“服象耕田”的事迹，这些记载散见于一些史料中。
如《太平御览》八一引《帝王世纪》云：“舜葬苍梧九疑山之阳，是为陵零，谓之纪市，在今营道下，有群象为之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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