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史著的诞生与演进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南宋建立初就面临着复杂的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这一时期，各民族之间既有融合又有斗争，相比较其他民族，汉族建立起来的宋政权，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文化方面，都处于发展水平较高的阶段。
同时宋代也是我国历史上史学发展的辉煌时期，不论是官方或者私家史著在这一时期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因此，要分析研究宋元这一时期的岳飞传记，就必须了解该时期的学术背景以及所营造的社会氛围。
一、时代背景
民族矛盾尖锐。北宋末年，女真贵族看清了北宋王朝的不堪一击，屡次发动战争挑衅，无力扭转败局的北宋就此覆灭于金人的绞杀。南宋初期，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依旧没有起色，内部因不满统治者的腐朽统治，起义此起彼伏，社会一片混乱，外部更是受制于金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使朝廷危在旦夕。
金国对南宋的大规模进攻分别是建炎元年（1127年），此次金军几乎是倾巢出动，分三路围攻南宋，直逼开封。绍兴九年（1139年）、绍兴十年（1140年），金军毁约大举南侵南宋，这一时期宋金交战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顺昌、郾城和颍昌大捷。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完颜亮带领金兵大举进攻南宋。宋高宗再也无法逃避，被迫反击。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以后，力图重振国威，“奋志于恢复，由是天下之锐于功名者，皆扼腕言用兵矣”，但又受于太上皇宋高宗的牵制，最终无果。隆兴二年（1164年），宋金双方签订和议，史称“隆兴和议”。
隆兴和议对于南宋来说，依旧是一个屈辱和议，金宋两国以叔侄相称，两国关系建立在南宋的赔款、割地上，国势总体趋于平稳。经过短促的光宗时期之后，宋宁宗即位，宁宗一心想要扭转南宋的屈辱地位，最终未能如愿。加之，南宋的主战派和主和派斗争异常激烈，韩侂胄被杀后，权臣史弥远擅权。
嘉定元年（1208年），宋金再次议和，史称“嘉定和议”，这一时期宋金局势总体趋于平稳。岳飞传记就是在上述既有宽松又有矛盾相互交融的社会环境所诞生。
社会矛盾激烈。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主要来源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古代社会，土地问题一贯是社会突出矛盾的根源。
宋朝建立后，统治者实行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造成了“地各有主户，或无田产，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的社会状况。
贫富差异的扩大成为社会矛盾愈演愈烈的根源。除了世俗势力的土地兼并，寺院也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这样一来，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普通大众依旧没有土地，无法保证基本的生活来源，腐朽的统治导致民不聊生，导致社会矛盾愈发严重。
政治方面，南宋的建立并没有改变北宋的腐朽面貌，尤其是秦桧当相以来，与不耻投降的宋高宗相勾结，君臣沆瀣一气，对外屈辱乞和，出卖国家利益，对内残害忠良，遏制北伐。
一定的经济与政治决定一定的文化。南宋初期，大量的土地兼并及腐朽的封建统治限制了文化的发展。秦桧及其党羽大兴文字狱，致使许多史实失去了本来的面貌，足见专权政治对文化发展的破坏。
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年），秦桧认为私人撰史便是诽谤朝廷，并以此严禁私人修史。这样一来，监修国史的重任就落在了秦桧党羽的身上。
于是，秦桧及其子秦熺利用职务之便，大量地销毁对自身不利的记载以及朝廷求和的私史，掩盖了一部分历史真相。到了南宋中后期，统治者依旧没有扭转朝局破败的态势，先后出现了宗室赵汝愚与外戚韩侂胄的党争，严重地打击了理学的发展，甚至将其称为“伪学”。
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朝中又形成了史弥远擅权，造成皇权旁落的局面。南宋晚期，统治集团内部又出现了贾似道专权，以至于当时太学生“啖其利而畏其威，虽目击似道之罪，而噤不敢发一语”。太学生对贾似道不仅不敢加以弹劾，还经常予以违心赞美，今日称师相，明日称元老，没有一人敢指其是非，贾似道专权程度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贾似道推行的打算法、公田法、推排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导致全国上下怨声载道。南宋权相的递相专政加速了朝政的覆亡。激烈的社会矛盾给史学家留下了无尽的思考，极大地影响了史学作品主题的走向。宣扬正义，挽救统治的主题成为史学家创作的不二选择。
文化兴盛发展。唐末的藩镇割据给宋统治者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因此，两宋时期一直奉行崇文抑武的政策。具体表现在宋代的科举制度有了新的突破，相比前朝更加趋于完善。殿试在唐朝已经实行，但并没有将其作为省试以上的一级考试。直到宋太祖时期，殿试发展为最高一级的考试。
其中，宋太祖对中进士的学子进行再次测验，结果将其淘汰。不难发现，太祖此举类似于现在的复试，这样不仅可以了解考生的真实水平，还可以有效地扼制科举取士中的徇私舞弊。此外，两宋时期还首创唱名赐第、封弥、誊录、锁院等制度，即使到了南宋战乱的年代，依旧沿用不变。
宋初就十分重视文人，宋太祖规定的“设科取士，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可见，这给文人崇高至上的地位，极大地鼓舞了世人，掀起一股浓烈的崇文社会风气，进而给了文人前所未有的优越感。科举制的进步在客观上促进了私学的兴盛及书院的建设。
北宋新建书院大致有70多所，其中较为著名的如宋州（今河南商丘）。学者聚徒讲学，宣传自己的学术思想，一定程度上促进学术思想的繁荣发展。而南宋新建书院有近300所，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的讲学活动。
书院的兴盛发展有利于科举制的进一步繁荣发展。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同时加快了书籍的出版和传播速度。宋室南渡后，宋高宗建立秘书省，政府向民间征集书籍。官府不遗余力向全社会收集书籍，不限制书籍的种类，调动了史家们创作的积极性，踊跃向官方提供书目，丰富了官方藏书。
两宋不论是官方还是私人的藏书规模都获得了长足发展。统治者对史书编撰的重视，巩固了官方史学的正统地位，也推动了包括传记、诗歌、文集等作品在内的私史创作，增加了史籍的数量，丰富了史籍的种类，这样的社会环境也使得史学作品更加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二、学术背景
到了两宋，中国学术文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学术文化发展空前繁荣。南宋学术文化繁荣的原因之一是得益于大量的士人南迁。北宋亡国后，朝廷上下纷纷南逃。特别是以赵构为首的统治集团偏居东南之后，更是引起大量的北方人口南迁。
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进攻扬州，两淮地区的居民大量南逃，当时“南来之人，扶老携幼，如蜂屯蚁散”，南逃规模可见一斑。绍兴七年（1137年），伪齐政权被废除以后，北方居民“多有挈老小来江南，兼郦琼叛兵复有回归者，沿淮诸州皆招纳，应接之不暇矣”。
事实上，由于南宋时常受战争的侵扰，人口南迁从未停止。北宋末年引发的移民高潮对南宋产生了重要影响。南迁的人口不仅只有普通民众，还包括了知识阶层的大量文人。
知识分子的南迁，大大提升了南方的文化水平，北方学者“衣冠方南奔，文献往往在”，南宋学者得到北方的文献流传，这样文化得到普及，各派思想流传，学术繁荣发展。
最终，“天下士大夫之学日趋于南，或推皇帝王霸之略，或谈道德性命之理，彬彬然一时人材学术之盛，不可胜纪”，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家学派的史家汇聚于南方，或讲治国之术或宣传自家的道理学说，由此，南方的学术文化得到兴盛发展。
近代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两宋改变了唐中叶史学家注重儒家经典章句训诂的治学风格，更加具有批判精神。
欧阳修曾言：“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篇章异句读，解诂及笺传。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可见，欧阳修认为前人对儒家经典的解读是武断的，没有深入分析，导致对儒家经典的了解背离其本意。
其次，两宋学术流派众多，尤其是在南宋的孝宗朝，学术景象一派繁荣。南宋学者黄震颂说：“乾（道）、淳（熙）间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这可称得上百家争鸣了。
学派众多不免会相互交流切磋，朱熹与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辩，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等都是学术交流的佳话。然而，正因为学术流派众多，各派别之间不免相互攻击，甚至打击报复，但总体上还是有利于学术思想的竞相繁荣发展。
两宋史学最明显的变化是儒学义理化，史学家大胆批判，注重对经书义理的探讨，敢于直抒胸臆，强调经世致用。两宋治学之风的改变，意味着宋学的兴起，这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史家创作提供了宽松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总结
综上，史学与政治、经济、文化具有一定的联系，社会环境制约着史学的发展，而史学的向前推进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并为社会现实所服务。
从统治层面来讲，宋代虽然政治上腐朽堕落，军事上节节败退，中途也曾大兴文字狱，甚至打击理学的发展，但总体看来依旧推行的是积极的文化政策，营造了宽松的学术文化环境，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造就了大批人才，进而推进了史籍的编撰，加速了书籍的流传。
从士大夫个人层面来看，南宋士大夫深受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困扰，继而对国家命运表现出深深的担忧，这一时期通过私人的讲学、交游等逐渐形成了一个在思想上相互认同的阶层。
而这一阶层又正好处在相对自由与宽松的言论环境中，他们无力改变统治者的意愿，唯一能做的便是将自身的爱国情怀反映到史学作品当中，呼唤英雄人物，宣扬民族大义以期鼓舞世人，重振国威。因此，岳飞传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记作者隐藏在作品中的爱国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