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内敛守成的父辈，明英宗显然更具强烈的开拓精神。肆意挥洒着的青春热血，以及彰显驾驭四夷的自信，把大明王朝数十年积累的家业在土木堡几乎败了个精光。不仅丢尽了朱氏皇族八辈子的颜面，连洪武、永乐大帝曾经英雄本色一场的帝国荣耀也在那一刻也挥霍所剩无几了。
明景泰、天顺年间山西长城防御体系的初步形成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六，“土木之变”的消息传至京城，“九庙震惊，百官拔舍”。明英宗这位少年天子为自己的无悔青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随行数百文武群臣惨遭屠戮，“文武将吏，十丧九八”；号称五十万之巨的大明精锐“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数以万计的盔甲、器械、金银、锦缎、牛羊骡马尽数丧失。
一个月后，奉命打扫战场的居庸关巡守杨俊“得盔六千余顶，甲五千八十余领，神枪一万一千余把，神铳六百余箇，火药一十八桶”。同时，宣府总兵杨洪在土木堡拾取遗失军器“盔三千八百余顶，甲一百二十余领，圆盾二百九十余面，神铳二万二千余把，神箭四十四万枝，炮八百箇”。
“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
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初六日,以兵部尚书于谦为首的主战派坚守“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主张，拥立郕王朱祁钰登基称帝，次年改元景泰。
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二十八，瓦剌以“送驾”之名挟持明英宗至大同叩关，准备经阳和、紫荆关“欲犯京师”。但被大同总兵官郭登以“社稷为重，君为轻”的理由闭门严守，拒绝“接驾”，使得被挟持的明英宗失去了实际的意义。
面对瓦剌大军兵锋直指京师以及残破的京畿防御体系，重新布防成为明景帝即位后的当务之急。
在下达“巡视大小关隘，但通人马之处，或塞或守。塞则广积木石，守则锋利器械，务在措置得宜有备无患”的敕谕后，采纳兵部尚书于谦的建议，“召募官舍余丁义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运官军。令其悉隶神机等营，操练听用”，同时“宣府、辽东总兵官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巡抚皆入援”，“京师九门，出城守护，列营操练，以振军威。”
有了相对充足的准备，随后历时五天激战的京师保卫战中，除却将士奋勇杀敌外，“兵仗局军匹原支月粮五斗，今添一斗”等相关部门皆采取措施全力支持抗战，甚至出现了“居民皆升屋以砖瓦掷之”的情况。“遂于十五日奉英宗由良乡（今北京房山）西去”。
至此，临危受命的于谦力挽狂澜“保固京师，奠安社稷”，令疲弱不堪的大明王朝颓势扭转，局势趋于稳定。
需要说明的是，“大同于京师尤为建瓴之势，朝发白登，暮叩紫荆。土木之变，往者敌虽入郊圻，赖大同犄其后，故不能以得志气，嗣是关门告警，未尝不以大同为锁阴之寄。”为救大同之围造就土木之变，却又因大同未失令“恐斩断其后路”得以京师不克.京师屏卫，成也大同败也大同。
在明景帝的大力支持下，兵部尚书于谦开始制定和实施新的御外政策。
首先，对内军事改革，强化训练。
经过“土木之变”京师三营精锐所剩无几，尚存也是一些疲兵羸卒，加上三营“不相统一，好令更纷，兵将不相识”。景泰二年（1451），“选用兵部尚书于谦议，择三大营精锐骑兵十万分十团营，以备警急是焉。”以取代老旧废弛的三大营来负责京畿保卫，并时时组织操练。
与此同时，吸取英宗贸然出击的教训，更加反对主动出击的军事行动。明景帝告诫臣下“勿启边衅”，凡是要求出击胡虏者，皆被切责。发展到后来，轻启边衅者皆被冠以“糜费钱粮、启衅邀宠”的罪名。此后，消极防守已经成为边防常态。
其次，对外限制向蒙古遣使。
自正统十四年战事爆发到京师保卫战的胜利，蒙古诸部皆“失贡市之利”。返漠北之后，皆纷纷遣使称“咸愿和好”，请求尽快恢复往日的贸易往来，瓦剌首领也先为示好及诚意，“送驾愈急矣”。明景宗“不触及迎英宗还京事”，总以土木之鉴顶住多方压力一律明确回绝遣使之事，双方互派使臣传统变成了蒙古单方遣使朝贡。
明英宗“北狩”一年后“回銮”，被囚禁南宫长达七年之久。其子朱见深的太子之位也于景泰三年（1453）被废黜，大明王朝中期最激烈的皇权之争开始暗流涌动。
第三，边关重镇选派边将。
以“宣府为大同应援，居庸关切近京师，守之尤不非人”的观点，命郭登（定襄伯镇大同）、杨洪（镇朔大将军镇宣府）等忠勇可靠的宿将，守卫京畿各边镇要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开始全面整修边墙、城堡。
早在明英宗亲政的正统六年（1441）始，便已经开始修缮和加固沿边城防。从洪武至宣德年间北疆沿边所构筑的长城，除了重要地段以砖石砌筑外，大部分都是夯土而成。到正统年间，各个边镇都有城防“雨水淋塌，风沙填满”的坍塌损坏情况。从正统六年（1441）开始，首先在大同、宣府“以砖甃城”。到了正统八年（1443），“沿边城垣系土筑，乞敕有司督令烧砖，每遇闲隙之时，逐年包砌以固封守”，到了正统十二年（1447）四月，“沿边城堡、隘口并工甃以砖石”。相比较宣德时期的城防建设，明显要完备坚固许多。
可惜的是，自宣德年间开始到正统末年，明军“为将帅者，平日贪淫败度，贪财卖军，互相交通，汇缘党比，战斗之事不习，兵戎之政不修，将帅互为仇敌，上下自相矛盾”，边镇则“务守不务战”。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当瓦剌大军兵分四路南下，守御松懈的长城防御体系瞬间一触即溃。除了“土木之变”所遭受的损失外，宣府地区除了宣府尚能闭关自保外，居庸关外十四处城池皆被攻破；山西地区除了大同尚存外，其余北方大部分遭到掳掠，浑源、应州、阳和、天城等均为孤城；宁夏地区在也先挟持明英宗返回漠北之时，部分骁骑烧杀掳掠一个多月以后才意满而还；至于京畿，四郊则一片狼藉惨状。整个长城防御体系“名为关塞，实为坦途，虏骑之来，若长风之驱云雾，豁然无所抵碍”。
尤其是大同地区外部的防御系统几乎被摧毁，“诸卫什伍虚耗，时患拥逼”。作为京畿的第一道防线的同时，山西都司所辖恒山至太行山的第二道防线这时才显现出重要价值。加之“诏诸卫内徙”等因素，标志着大明王朝正式放弃了宣德年之前的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戍守，同时也放弃了原来的边墙防御设施（即大边），转为收缩防御全面内守。
景泰元年，敕令镇守雁门关的都指挥同知翁信修筑了平型关至芦板寨四百二十余里的沿线城堡、墩台、壕堑，基本上环绕整个滹沱河河谷的边缘山地。“抡材于林麓，陶瓦于河滨。东抵平型二百四十余里，西抵芦板之寨一百八四余里，城堡、墩台焕然一新。壕堑之深，遥连万里之城；甲兵之备，广积太仓之粟”。
值得一提的是，景泰元年六月，“雁门关一带山口虽已筑塞”，但“旧有树木根株蔓延,长成森麓,远近为之阻隔,人马不能渡越。近年以来公私砍伐，斧斤日寻，树木殆尽，开山成路易险为夷”。在“壕堑俱令高厚，其山冈平漫者，悉斫削陡峻，以绝虏骑”的指导下，“须断其半山可行之处”。今天所看到山西雁门关白草口长城段猴儿岭，便是当年将山脊铲削成陡壁所成。
景泰二年（1451）元月，大同诸边“修葺隘口，开掘壕堑，颇已就绪”。
景泰六年七月，明代宗再度敕喻“命各边关总兵官等官修理城垣、壕堑、屯堡、墩台”。工程进度在史料里缺少记载，但景泰七年大同出现“天成又报鞑贼三人凿墙入境”的记录，可知已经有了边墙防御设施。
“土木之变”所引发的危机，随着景泰年间明景帝及以于谦为代表的大臣共同努力下，大明王朝开国以来遇到最大的危机得以逐渐化解，北部边疆的防御体系也重新建立。断断续续数千墩台堡垒修筑于北疆沿边，形成了日后以九边为核心的防御系统。
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七，时隔八年之后明英宗因“夺门之变”再次端坐在奉天殿宝座上，改元天顺。对大明王朝有再造之恩的于谦被杀，景泰年间的功臣被大肆肃清，“两京大臣，斥逐殆尽”。于谦苦心经营为之努力的军事改革也付诸东流，“边徼骚然，军无纪律”。
北狩回銮重登帝位的明英宗已经丧失了对蒙作战的信心，堂堂大明天子陷落“虏廷”造成的心理防线崩溃远远超于北部边防体系的破坏。以至于“自土木之败，边将无敢与寇战”，畏避心理成为了此后大明王朝长期无法摆脱的阴影。
景泰年间北部边疆虽也烽烟迭起，但也能依托长城防御体系和蒙古诸部打得有来有回。到天顺年间只能通过修边一再妥协勉强应对，比之景泰年间的消极防御，还得增加被动二字。
历经二朝的修筑，初步确定了长城新的大致位置和走向，为后世继续修建和完善长城防御体系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