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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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办
尹波涛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古北方民族史研究，主持并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项，出版专著1部，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十余篇。
内容提要：通过分析墓志中关于祖先记忆的记述可知，粟特康氏关于粟特祖源的记忆日益式微并最终消失。与此相继，其开始了攀附华夏祖源的过程，这一过程由开始的多元化到后来一致以卫康叔为康氏华夏祖源。与此同时，粟特康氏亦开始了其建构中夏郡望的过程。这也是一个由缤纷复杂到整齐的过程，最终形成了会稽、汲郡、敦煌、颍川四望。总而言之，通过重构祖先记忆，粟特康氏的族群认同发生了由粟特至汉（或华夏）的变迁。
在唐代，有相当数量的粟特人进入了华夏地区。若干世代之后，这些人及其后裔变成了具有族群意味的“汉人”的一部分。显然，其族群认同发生了变迁。一般认为，共同的祖源记忆是族群认同的重要内容。易言之，共同的祖源记忆凝聚一个族群，而个人或人群经常通过改变原有的祖源记忆，来加入、接纳或脱离一个族群，造成族群认同的变迁。
墓志在唐代广泛流行，受当时社会风尚和墓志撰述体例的影响，其对于志主的先世多有详细记述。当然，其中伪托望族与冒袭先祖的现象亦十分常见。王明珂先生认为，可以将历史文献当作一种社会记忆遗存，从社会记忆的角度分析历史文献。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可以将粟特人墓志中的关于祖源、先世谱系和祖先经历的记述看作一种祖先记忆，暂时搁置对其真实性的考证，而考察其形成及变迁与族群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
2003年，刘惠琴等先生汇集了唐代康、安两姓粟特人墓志中关于其家世渊源的记述，认为这些关于家世渊源叙述可以分为自觉、过渡和认同三种类型。其中自觉类型有清晰的异族观念和心态，过渡类型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汉民族中，认同类型已自觉或不自觉托附于中原传统渊源或观念。同时，其以安史之乱为界，统计在其前后时期家世渊源三种类型所占比例，认为安史之乱后，入华粟特人基本上都已经在心理观念上完成了汉化的转变。
同年，荣新江先生在研究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时指出，安史乱后，唐朝出现了排斥胡人的情绪，粟特胡人用改换姓氏、郡望等方法来转胡为汉。在论证过程中，荣氏考察了安史之乱前后粟特人墓志中关于其祖源和郡望等的记述，认为安史乱后，生活在中原的大多数粟特人的墓志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即讳言出身，并力图用改变自己出身和郡望的做法，与胡人划清界线。
笔者认为，上述研究勾勒了唐代粟特人祖先记忆与族群认同变迁的大致进程，为本文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然而，上述两文的撰写时间较早，后来又有一些粟特康氏的墓志出土和发表；同时，其对于粟特人墓志中的祖先记述只简单的进行胡汉分类，而忽视了其间的复杂性；此外，其混淆了墓志中的关于志主籍贯和郡望的记述。
此外，学界一般认为，康姓是地道的粟特康国人入华后取的汉姓。因此，将唐代出土墓志中的康姓人物视为粟特人，应基本符合史实。鉴于此，笔者不揣简陋，将已发现的唐代粟特康氏的墓志按照安葬时间（一般与墓志成文时间最接近）排列，分析其中祖先记忆的变化，从而描绘这一时期粟特康氏族群认同变迁的微观过程。
一、康氏粟特祖源记忆的式微
据笔者统计，出土墓志中明确记述志主或其丈夫、妻子为康居或康国后裔的共有11方。其中1康婆、2康阿达、10康续、14康老师、19安君夫人康氏、28翟氏丈夫康公6人明言其为康国人或康国后裔，5康敬本、8康元敬、15康敦、16康宜德、30曹仁贵夫人康氏5人则记述其为康居人或康居后裔（见表1，人名前数字为其在表1中的序号，下同）。
陈海涛先生指出，关于康居国的记述主要见于《史记》、《汉书》、《后汉书》和《晋书》，在《隋书》和《新唐书》中，康国成为主要的记述对象，而康居国不再见于记载。《魏书·西域传》不见《康居传》，且《西域传》提及“者舌国，故康居国，在破洛那西北”。那么，北齐时人可能认为康居国在北魏时期已经灭亡。此外，《隋书·西域传》中有“康国者，康居之后也”的记载，而《北史·西域传》全录上述两条，据此可知，唐人亦同意康居国在北魏时期已经灭亡的看法，并认为康国与康居国之间是前后相承的关系。10康续墓志中用辞藻华丽的骈文来描述其先世：“昔西周启祚，康王承累圣之基；东晋失图，康国跨全凉之地”，其中的康王指周康王。而在唐人的认知中，康居国在两晋时期并未消亡。因此，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为了行文对称工整，墓志撰者将康居国略写为康国。那么，记述其为康居人或康居后裔的就有6人。
上述记述其为康居人或康居后裔的5人（不包括30曹仁贵夫人康氏），显然是暗示其在北魏之前已经进入中原地区。此外，吴玉贵先生曾指出，“唐代承晋魏旧俗，高门大族享有很高的声望，旧族以门第相矜，新贵以攀附为荣”，“这种重门第、尚右姓的习俗，不可避免地对入居唐朝的胡人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记述其祖先在汉晋时期进入中原地区，为建构其入华祖先在汉魏以来的阀阅在时间方面提供了可能性。5康敬本墓志中记载：“元封内迁，家张掖郡。酋率望重，播美河西。因地命氏，派流不绝。……自戎居囗，世袭簪裾。”建构了其祖先在西汉武帝元封年间（前110—105）内徙张掖，且谱系绵长，世代簪缨的记忆。通过这样的努力，上述康氏诸人希望淡化、消弭其与中原士族之间的族群边界，混融二者之间的族群认同。
30曹仁贵夫人康氏，于安禄山圣武二年（757）七月十四日在洛阳嘉善里赐第中去世，并于同年八月九日葬于洛阳邙原。对于康氏的粟特祖源，只是在铭文中以“康居之裔”四字简单提及，在序文中更是未着一字。荣新江先生曾指出，安禄山利用粟特人的祆教信仰及其所擅长的商业贸易团结粟特人。易言之，安禄山利用粟特认同团结粟特人。圣武二年八月，安禄山虽已死，但安氏燕政权依然占据两京，气势颇盛。粟特人曹仁贵夫妇应该是燕政权团结的对象。然而，曹仁贵夫人康氏墓志中，对于康氏粟特人的身份并没有大书特书，而是一笔带过。对于显然为粟特人的曹仁贵之祖源，则记述曰：“曹氏之先，盖六终之别族，邾䣚君之远裔也。厥初稽讯图谍，或云邾有天下；而后风云际会，果令魏建太名”。“六终”当为“陆终”之别写，《元和姓纂》中记载：“颛顼元孙陆终第五子安为曹氏。至曹挟，周武王封之于邾，为楚所灭，遂复曹氏。”显然，其中攀附了华夏曹氏的祖源，而选择性地遗忘了其粟特祖源。虽然，这其中或与曹仁贵改信佛教禅宗有关，但其家族深受当时中原地区文化风尚的影响可能是更深层的原因。
除康续外，前述自称为康国人或康国人后裔的5人中，1康婆和2康阿达均埋葬于贞观年间，康婆墓志中明言其高祖罗在北魏孝文帝时期已经内迁，祖、父两代人分别在北齐和隋出仕，建构了其家族在北朝时期的阀阅。康阿达墓志中记述其祖父拔达在梁朝时已经内徙，并出仕。与上述记述其为康居人或康居后裔的康氏诸人相同，康婆和康阿达也建构了其家族在北魏、梁时已内迁，此后世代冠盖的记忆。
其余3人中，14康老师墓志记述了其曾祖宝、祖和及父祇的仕宦履历。康宝应为康老师家族入华始祖，则康老师为第四代入华粟特人，且与入华始祖有清晰的传承世系，这或是其不能随意建构其祖先记忆的原因。但是，其墓志中夸耀其家族“簪裾弈叶”，且以其父祖比拟金日磾（秺侯）和呼韩邪单于。这当是拉近其家族与中原士族之间关系的一种尝试和努力。19安君夫人康氏是康国大首领之女，其“夫子即安国之首领，以皇风憬扇，帝道遐融，恐后越常，希先肃慎，倾宗举族，稽颡来王”，是第一代入华粟特人；28翟氏丈夫康公本人为“康国大首领因使入朝检校折冲都尉”，亦为第一代入华粟特人。这2人均为第一代入华粟特人，因其家族与中原士族之间刚开始接触，因此呈现出其与“汉人”之间存在着较明显的族群边界。
此外，尚值得注意的是4康达。岑仲勉先生发现，《康达墓志》与《安师墓志》除了姓氏与个别字外，所有内容都完全相同。尤其奇怪的是，两墓志叙祖源之文辞亦基本相同。针对这种现象，吴玉贵先生认为，“入居内地的胡人由于长期受汉文化的熏陶，要在墓志中炫耀自己的先祖，但又缺乏基本的汉文修养，一种内容相近或相同的程式化的墓志套语于是应运而生”。《康达墓志》与《安师墓志》正是这种程式化墓志套语的产物。笔者认为，这种程式化墓志套语中叙事的真实性确实令人存疑，但其却是内迁粟特人的构建祖先记忆的真实写照。一般而言，康氏往往以康居为其域外祖居地，安氏则以安息为其域外祖居地。永平年间，未见有康居或安息遣子入侍之事的记述。因此，上述两志中西华国君东汉永平中遣子仰入侍应为子虚乌有之事。然而，其中“西华国君”一词颇值玩味。如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夷夏之辨”与“文野之别”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夏”与“文”、“夷”与“野”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而中原地区人群往往以“华”、“夏”等自称。《尚书·武成》中有云：“华夏蛮貊，罔不率俾”。传曰：“冕服采章曰华”。正义曰：“冕服采章对被发左袵，则为有光华也”。那么，这里的“西华”，当是意指其祖源国位于中原之西，但其文化却相当发达，可与中原相媲美，以此来淡化“华夷之辨”这一族群边界。
综上所述，以康居或康国为其祖源的粟特康氏诸人中，19安君夫人康氏和28翟氏丈夫康公为第一代入华粟特人，因其入华时间较短，其建构祖源记忆时可供发挥的空间不大，因此其祖源记忆与中原地区人群之间存在着较明显的族群边界。其他诸人，则建构其家族在较早时期（主要是汉晋，北魏、梁、北周各1例）已经进入中原，此后世代官宦的祖先记忆，以此来淡化、消弭其与中原士族之间的族群边界。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28翟氏丈夫康公和30曹仁贵夫人康氏之外，其他人的粟特祖源记忆在8世纪初已经基本消失（见表1）。易言之，相比于以后见之明发现的历史事件，某一家族的粟特祖源记忆的消逝与其入华时间的长短关系更密切。
二、康氏对华夏祖源的攀附
隋唐以降，随着九品中正制被取消，攀附不再能影响现实的政治及经济利益分配，因此亦不再受到官方的严厉禁止，这导致了隋唐士族追溯祖先的边界逐渐模糊化，攀龙附凤逐渐成为其追认祖先的常态。这在墓志制作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流风所及，唐代入华粟特康氏亦深受影响。
在保留其粟特祖源记忆的同时，粟特康氏诸人就已经尝试建构其华夏祖源记忆了。在2康阿达墓志中，一方面，明言其是西域康国人；另一方面，又声称“其先盖出自造化之初，藤苗大唐之始，公即皇帝之胄胤也”，即其为唐尧之后裔。这样就将中原与西域康国之间的区别限制在地域上，暗示二者境内可能都存在唐尧的后裔，以此来消弭出身夷地与华夏后裔之间的裂隙。
8康元敬墓志中，一方面指出“其先肇自康居”，一方面却又认为其是“毕万之后” 。毕万为战国时期魏国的始祖。于是，在明言自己祖先始于康居的同时，又攀附毕万为其华夏祖源，其间存在明显矛盾。之所以出现这种矛盾之处，主要是因为康元敬家族对于中原文化并非十分熟捻，不能鉴别出墓志中扞格不通之处。当然，也与墓志撰者的敷衍了事有关。
此外，如前所述，10康续墓志中在保留其康居国后裔的记忆的同时，亦塑造了以周康王为始祖的华夏祖源。由上述3例可知，与保持其粟特祖源记忆相伴随，入华粟特康氏开始了建构华夏祖源的进程。
上述3例之外，入华粟特康氏攀附的华夏祖源尚有汉丞相颉、炎帝和卫康叔，按照在墓志中出现的先后顺序，兹详述如次。
23康远：“其先卫康叔之门华，风俗通之叙述，祖宗累美，子胄光扬”。其中“风俗通”，当指东汉人应劭所撰《风俗通》一书。《风俗通》六朝之后又称《风俗通义》。宋人苏颂曾指出，“（《风俗通义》）其余篇名可见者，曰心政，曰古制，曰阴教，曰辨惑，曰折当，曰恕度，曰嘉号，曰徽称，曰情遇，曰姓氏，曰讳篇，曰释忌，曰辑事，曰服妖，曰丧祭，曰宫室，曰市井，曰数纪，曰新秦，曰狱法，其书并亡”。可见，《风俗通义》中有《姓氏》篇，不过至迟在北宋时期已佚。而在今人所辑的此篇佚文中，有“监氏，卫康叔为连属之监，其后氏焉”。由此可知，康远家族或是利用了《风俗通义·姓氏》篇中的相关记述，伪托其为卫康叔之后裔。
27康令恽：“其先汲人也。昔武王伐殷，康叔封卫，耿光烈以文著囗绩，蔚其康兴。周之宗盟，异姓为后。世济其美，因而氏焉”。32康晖：“其先颍川人也。昔成王封康叔于卫，其后枝派，因为氏也”。37康昭：“自卫康叔初封于康，其后氏焉”。这3方墓志中，不再称引《风俗通（义）》，或是因康氏以卫康叔为始祖已经得到了当时社会的承认，成为公共知识，遂不再称引。
此外，岑仲勉先生曾指出，11《康杴墓志》中“原夫吹律命系，肇迹东周；因土分枝，建旟西魏，应贤接武，光备管弦”的记述，与《安神俨墓志》中“原夫吹律命系，肇迹姑臧；因土分枝，建旟强魏，应贤接武，光备管弦”的记述，“不同者只姑臧改东周，强魏改西魏，康或得为胡人之后，如曰汉姓，则姓氏书称康叔之后，东周字总非贴切”。吴玉贵先生认为，“《康杴墓志》既要附会康叔之后，又昧于故实，所以将‘肇迹姑臧’改做‘肇迹东周’，尽管也勉强可以拉扯上康叔，但是就用典而言，却显得很不贴切”。岑、吴两位先生根据后世姓氏书中将康氏始祖追溯至卫康叔的记述，认为用典不贴切，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如上所述，出土墓志中，粟特康氏攀附的周代人物有西周的周康王、卫康叔和东周的毕万。据此，笔者认为，康杴家族攀附的始祖可能并不一定是康叔，也有可能是东周的毕万或其他我们尚不知的人物。
综上所述，入华粟特康氏攀附的华夏祖源，包括尧、毕万、周康王、汉丞相颉、炎帝、卫康叔等。显然，入华康氏建构华夏祖源记忆经过了一个由多元到统一的过程。在唐代前期，其塑造的华夏祖源是多元的，既有三代之前的炎帝、尧等，亦有周代的康王、康叔、毕万，甚至有汉代的丞相颉。但到后期，除康叔外，其他诸人在墓志中不再被作为康氏祖源进行记述（见表1）。易言之，康叔被塑造为入华粟特人唯一的始祖，建构的其他祖源则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这也与传世文献中的记述可以相互对照。关于康姓，成书于元和七年（812）十月的《元和姓篡》中记述：“康，卫康叔之孙（后），以谥为姓也”。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唐代后期入华粟特康氏建构了以卫康叔为其唯一的华夏祖源记忆获得了唐代政府和社会精英认可的标志。
三、康氏对中夏郡望的建构
与攀附华夏祖源相伴随的是建构其家族的中夏郡望。关于唐人伪托郡望的情形，大致生活在高宗至玄宗之间的刘知几曾指出，“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爰及近古，其言多伪。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在注文中，他进行了举例说明：“今西域胡人，多有姓明及卑者，如加五等爵，或称平原公，或号东平子，为明氏出于平原，卑氏出于东平故也”。唐长孺先生亦曾明言：“唐人称某郡某人也，往往和本人及祖先实际上并无关系，只是标识门阀而已”。
郡望一般出现在墓志中的两处：其一，首题。墓志首题是指志石上异于志文的首行文字，独立成行，相当于志文的题目。清人已经指出中古墓志中存在“以郡望冠其姓而题于前者”的现象。然而，据杨向奎先生研究，在墓志首题中出现的地名并不尽为郡望，有些指志主的里贯。其二，志文中紧随志主名讳出现的某地人，其中的地名一般指志主的郡望。一般写作“君/公讳某，字某，某地人”。同样，这些地名有时指志主的郡望，有时指籍贯。总而言之，在墓志中出现的地名或指郡望，或指籍贯，需要仔细辨别。
简言之，郡望具有三个特征：其一，理论上，它是某一家族始祖原籍之郡县。其二，实际上，由于北朝隋唐伪冒郡望的现象日益普遍，某一家族的郡望与其祖先的籍贯可能毫无关联。其三，为了显示家族渊源有自，作为郡望出现的地名往往是汉魏旧名。
根据上述对于郡望在墓志中出现的位置及特征的分析，表1中共有20人述及郡望，即1康婆、7康武通、17康遂诚、18康智、20康文通、21康郎、22康哲、25康威、27康令恽、31康府君夫人康氏、32康晖、33曹（康）惠琳、34安文光夫人康氏、35康日知、36李宗卿夫人康氏、38康志达、39何文哲夫人康氏、41张汶夫人康氏、42康叔卿和43康志睦（见表1）。其建构的郡望包括博陵、太原祁县、会稽（山阴）、颍川、敦煌、汲郡/卫。按照在墓志中出现的先后顺序，详述如次。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封康叔为卫候，今郡及魏郡之黎阳，河内之野王、朝歌，皆卫之分。……秦属河东郡。在汉为汲县，属河内郡。魏黄初中置朝歌郡，属冀州。晋武帝改朝歌为汲郡，仍属冀州。后魏孝静帝移汲郡理枋头城，在今卫县界，又于汲县置义州以处归附之人。周武帝改义州为卫州，隋大业三年改为汲郡。武德元年又改为卫州。
可见，在唐人的认知中，汲郡（卫）是康叔的封地。《康令恽墓志》中记述，“其先汲人也。昔武王伐殷，康叔封卫，耿光烈以文著囗绩，蔚其康兴。周之宗盟，异姓为后。世济其美，因而氏焉”。由此可知，康氏之所以建构汲郡为其郡望，是因为汲郡是康叔所封卫国之地，以汲郡为其郡望是与以卫康叔为其祖源相对应的。可能是因为汲郡与卫康叔之间的关系还不够直白，有些康氏径直以卫为其郡望。
综上所述，粟特康氏建构中夏郡望的过程，亦经历了一个由纷繁复杂到整齐的过程。最终建构的郡望主要有会稽、颍川、敦煌和汲郡（卫）四望。其中，颍川与汲郡被认为是康叔的封地，因而成为入华粟特康氏建构的中原郡望。而会稽和敦煌是因为当地有相当数量的粟特康氏长期聚居生活而成为其郡望。由此可见，相对于攀附祖源，建构郡望受现实条件的限制更多。
四、结 语
一般认为，祖先记忆与族群认同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联系。通过分析粟特康氏墓志中关于祖先记忆的记述可知，随着某具体家族来华时间的日益增长，其关于粟特祖源的记忆日益式微并最终消失。与此相继，粟特康氏亦开始了攀附华夏祖源的过程，这一过程由开始的包括尧、毕万、周康王、汉丞相颉、炎帝、卫康叔等这样的多元化形态到后来一致以卫康叔为康氏华夏祖源。在攀附华夏祖源的同时，粟特康氏亦开始了其建构中夏郡望的过程。这也是一个由缤纷复杂到整齐的过程，最终形成了会稽、汲郡、敦煌、颍川四望。颍川与汲郡是因为被时人认为是康叔的封地，会稽和敦煌是因为当地有相当数量的粟特康氏长期聚居生活。综上可知，通过重构祖先记忆，粟特康氏的族群认同发生了由粟特至汉（或华夏）的变迁。
【注】文章原载于《唐史论丛》2021年第2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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