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河西城镇的发展在河西城镇发展史上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是河西城镇发展变革的一个关键时期。 明代河西城镇的兴起与明代的地方行政区划和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密切相关，主要是在镇城、卫所、属城和规模较大的堡寨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明朝河西镇为何兴起？经济有多繁荣？
明朝河西城镇概况
明代河西走廊总体范围明显小于汉唐时期，“嘉峪关外，并称西域”。所以，明代的河西走廊特指的是当今的嘉峪关以东、兰州黄河以西的地区。河西位于蒙古高原与西藏高原的交汇之处，在祁连山以北，合黎山以南，乌鞘岭以西，又因在甘肃境内，也称“甘肃走廊”。
河西走廊东西长约一千余公里，南北宽从十余公里到百十公里不等，海拔 1500 米左右。历来被认为是“夹以一线之路，孤悬两千里，北遮胡虏，南隔羌戎，西控西域”的兵家必争之地。地理特殊的位置，使河西走廊的影响和军事战略地位更加凸显。
明代河西走廊城镇兴起的原因是复杂的，也是多样的。军事影响下的明行政干预、人口增加、经济因素和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促进明代河西地区城镇兴起和繁荣的主要原因。较之其他时期，明代河西城镇兴起的原因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鲜明的时代性。
明代河西城镇为何兴起
一、军事原因
明代河西城镇兴起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明朝的态度、军事活动等行为则成为河西城镇迅速兴起的首要原因。
为了进一步消灭残元势力，洪武初期明军兵锋西指，经过明洪武二年和洪武五年的战争，明军最终到达了敦煌，期间冯胜兵进亦集乃路(额济纳）一带，河西走廊被纳入到明朝的统治之下。此时，明朝疆域“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东西万余里，南北万里”。
在漫长的北方边防线上，明朝建立了“西抵嘉峪，东起鸭绿，绵垣万里，分地守御”的边防体系。为防备蒙古贵族南下入侵，明廷专门在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的北边防线设置九边重镇。
二、经济原因
经济当然是城镇得以繁盛的最活跃因素，明代河西走廊的城镇虽然多因军事原因而迅速崛起，但到了一定时期，经济仍然是支撑城镇正常运转和持续发展的最可靠保障。 河西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城镇的兴起注入活力。明朝通过移民实边，增加劳动力，以军屯、民屯、商屯等多种形式，有组织地进行农业开发，使河西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这成为河西城镇得以持续发展的强有力支撑。
（一）大规模屯田
明初，陕西行都司所辖诸卫所的粮饷由西安诸府州、临洮、巩昌运往河西。为了解决河西驻军的粮饷，明在河西推行屯田。
（二）为了发展经济，巩固边防，明朝在财政支出等方面给予甘肃以特殊优待。
因当时自然灾害的频发，加之蒙古贵族无休止的扰边。甘肃镇的财政支出缺口庞大，岁计之外、支费万余、犹为不足。面对这样的情势困境，明廷为纾解边患，除了每年按例正常拨付年例银外，又想方设法从各种渠道筹措资金，时常追加临时拨款，以期解决边防重地的边备军储短缺问题。
（三）明还多次采用减免税粮的举措，扶持河西经济发展。
河西走廊气候复杂，自然灾害频繁，再加上因战乱而遭受焚烧破坏的灾祸不断。当灾荒发生时明不断对河西各位所蠲免赈灾，力图恢复河西经济，大大减轻了河西走廊的经济负担，稳定河西局势。 另除因灾赈恤、蠲免外，考虑到河西走廊的特殊情况，明也时有免去长期拖欠税粮的举措。
（四）实施开中法也是明代刺激河西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开中法源于宋代，而大行于明代，其主要功用有二：
其一，是打击商人窖藏货币。宋代开中之法，目的是调动商贾的获利积极性，使其事先把钱拿出来为贸易与流通所用，以此刺激经济和交换；
其二，是市场与国家的关系，围绕着主营商品而展开的竞争，主要指当时的茶和盐。明代沿袭宋、元两代的这项制度，但是，明代多于边地开中，以吸引商贾运粮至边防，以充实疆域的军粮储备，从而更多地将“开中法”用于打仗物资运输，使得边镇能够实时得到比较宽裕的粮料供应。
即以利用商贾的资本运输粮草到边塞，或者准许商人出资出力，来招置赋闲民众赴边地屯种，明代朝廷再将国家专控的食盐，发给这些屯种或运输缴粮的商人以获得利润。但是，甘肃镇所管辖诸卫绵延二千余里，尤以河西走廊交通不畅，如若从他乡异地转输粮饷极为困难，运输成本也很高，以至于许多商人望而却步。
史载：甘肃、宁夏等地“道险远，趋中者少”。于是为改变这样的情势，明廷只能根据运输里程不断减轻每引盐所输送的粮额，以此使商人能够从中获取更多的利润。
（五）茶马贸易也促进了河西经济的繁荣
茶马贸易早在唐朝就已有，《新唐书》描述“（唐德宗年间）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到了北宋，由于国家加强战备渴求战马，积极开展茶马贸易，成为边陲要政。茶马贸易得到延续。元朝时，由于统治者是以放牧为主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国家战备马匹充足，统治者改变以往的游牧生活而采取定居的方式适应汉化以统治中原，致使茶马贸易江河日下。
茶马贸易最为兴盛繁荣的是明王朝，以河州地区最为典型，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河州地理位置特殊，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之间，因此河州人散发着高原牧人的粗犷，也渗透着中原农人的精明。
二是藏区群众主要是以牛羊肉，奶制品为主食，长时间食用导致人们肠胃消化不良，而茶可以促进消化肉食，藏族、蒙古族接受了茶叶，并且很快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饮品。
三是明朝为抵御北元，笼络吐蕃，积极发展茶马贸易，成为发展茶马文化的最大动力。河西走廊的汉族、少数民族也是茶马贸易的主体，明代在河西管理茶马司的机构叫“监督府”，主要职责是管理茶马贸易。监督府致力于明与吐蕃进行茶马贸易，交通有无，坚决反对与北元进行茶马贸易，这在一定程度上孤立了北元，达到了明王朝最初的目的。
不难发现，明代河西城镇兴起和发展的经济原因，其基础是农业经济，而促使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又与明所采取的优惠政策密切相关。贸易等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成为河西城镇发展的助推力。
河西城镇经济的繁荣
汉唐时期的河西地区是中国最为富庶繁盛的地区，活跃在河西丝绸之路上的陇商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壮大，盛极一时。经河西丝绸之路，中西之间的文化、经济、艺术与宗教等汇集、融合、变异和流传，成为世界文明传播史上的重要通路。
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 年），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时任大学士的张居正下令实行了“一条鞭法”，即将原来的田赋、杂税与徭役合并，折算成银两，平摊到田亩上。为了便于实施，明开始清查土地，由于利益关系，遭到大地主的阻扰，一条鞭法也名存实亡。
银两收税方式的简便，无形中成为了这次变革中仅存的硕果。而商业交易的便捷又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城镇化运动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进贡贸易是明朝与西域诸国保持联系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不仅加强了中西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也促进了河西地方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明朝发展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保持联系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朝贡贸易。从具体的史料来看，尽管传统的丝绸之路已衰微，但坚持与西域的朝贡贸易依然是明朝的一项外交政策。
位于河西走廊的甘肃镇，自然承担起了与之相关的职能和任务，尤其是从哈密到嘉峪关，西域贡使必须按照规定的路线进入河西。在一年的任何一个时节，贡使或者西域人士必须要通过驻守嘉峪关的甘肃镇工作人员的审验，才能入关，真正进入明朝的疆域。 西域贡使入朝，明朝按照惯例要对他们进行赏赐，自宣宗宣德年间至宪宗成化年间，西域朝贡使团络绎不绝且人数众多，明廷除盛情款待照例赏赐外，另实行正副使有官者各升一级。
弘治元年，明廷不堪赏赐之累，以西域贡使频繁入关且人数过多为由惩治滥送使臣的甘肃守臣；但后朝仍贡不绝，直至天启、崇祯年间吐鲁番、哈密等处亦有团赴京朝贡。
地理位置上的独特性，使甘肃镇在管理西域朝贡贸易中首当其冲，确保贡道的畅通和安全是其基本职责。整个明代，西域诸国和明朝保持了友好关系，保护商路畅通和国防安全两大主题融为一体。
然而，比这意义更为重大的是中西贸易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西域贡使自嘉峪关进入河西走廊后，真实感受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与影响力，回国后积极广泛地传播中华文明，影响和激发了越来越多的人接踵叩关，让明代中国与西域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
结语
明代河西城镇的发展对明代河西走廊的经济发展、对外贸易、文化繁荣、民族关系及社会进步等方面影响深远。河西地区城镇因自身地缘优势，加之明实现其意图的强烈需要，促进了城镇的兴起和发展，进而实现了边疆积极开发与有效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