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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们都知道，皇帝作为封建君主制国家的领袖，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与特权。
在一些经典的影视作品中，皇室成员的吃穿用度都是采用全国的最高标准，甚至可以说是奢侈靡费，是普通人连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生活。
但是，俗语有云：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作为天子，即使是轻飘飘的一句话，也会给一个国家带来不小的改变，在常人看来极为普通的“出行”，对于皇帝和文武百官来说也是一件需要反复揣摩的国家要事。
一、熟虑深思，方可敲定出行事宜
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皇帝的各项决定都是非常重大的，不仅要考虑到对于当下的影响还要着眼于未来的发展。
那么，他就不可能和普通人一样——朕今日心情大好，想出门随便逛逛。这种理由是万万不可能的，就算他有这种想法，应该也会被身边的谏臣“劝退”。
所以，皇帝的出行，一定要有非常充分的理由。
皇帝一般常年居住在皇宫内，如果单纯从皇帝出行的远近划分，可以分为皇宫范围、京城范围和外省出行。
皇宫内的出行很好解释，比如说从自己的寝殿到朝会的地方，而当要进行阅武、田猎、南郊、巡幸地方、临问大臣、观稼等，官方色彩较为浓厚的出行活动时，就需要准备出宫的各项事宜。
我们熟知的一些皇帝，比如清朝的乾隆皇帝，还进行过私人出行活动，譬如微服出巡，那么这就要离开京城去往其他省份了。由于目的不同，出行的仪也会做出相应调整，各个朝代也会展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
一般来说，队伍的规模和准备都是与国家财力与管理能力直接挂钩的。以宋代为例，处于北宋末南宋初这一交替时期的皇帝出行发生很大的变化。非常明显的一点是，除了出行随从人员的管理，还有各项出行准备都是以肉眼可见地较为混乱。
尤其在南宋高宗尚未定都临安时，皇帝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居然也会有过居无定所的情况出现。同时，皇帝的出行活动，也与其国家的政治活动息息相关。
我们知道，宋朝时期北方崛起的契丹一族，建立辽朝与宋朝的政府征战多年，经过一系列协商谈判，辽宋签订了休战合约。
如此一来，皇帝常规的“阅武”也已经很久没有展开，以至于大臣李淑就曾上奏规劝仁宗重视亲自阅习军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四载：“其八议阅武，曰：
‘《开宝通礼》，有四时讲武仪。国初疆候未平，祖宗多亲阅试按炮角射。……孔子有言，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愿陛下案《通礼》，厉兵讲武而躬习阅之。’”
善于听取大臣意见的仁宗当然听进去了这个意见，当即就安排人在宫内进行了几次阅武，诸如“御崇政殿阅试卫士武技”、“御延和殿阅诸军习战阵”、“御崇政殿阅龙卫军士习战阵”，然而这些阅武的实际作用，远比不上皇帝亲自出行阅武，而且限于场地很多时候都只是徒具形式。
《宋史》卷一九四载：
“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阅诸军阵法。议者谓诸军止教坐作进退，虽整肃可观，然临敌难用，请自今遣官阅阵毕，令解镫以弓弩射。营置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阅习。”
可见，有不少大臣认为，军队仅仅教阅“坐作进退”虽然整齐美观，但真正上战场却不一定也只有在皇帝出行至近郊阅武时才能得以贯彻实施。
所以，即便是皇帝出宫营阅兵这一简单的行为，也蕴含着很大一部分对于国家军事的考量的重要意义。
二、繁礼多仪，尽显天家风范
在中国古典巨著《红楼梦》中，贾府为了欢迎“元妃省亲”，全家老小盛装站在门外等待，期间还得经历多项繁琐程序。
宫妃返家就有这么多讲究，更不用说古代皇帝的出行将会有多少绕不开的礼制程序。
由于皇帝的权威性、特殊性，大到出行仪仗准备、扈从人员选择等，小到出行车驾预备等，都有人员专门负责，可谓是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
“辂”原本是古代车辕上挽车的横木，后来专指皇帝用的大车。作为一种皇帝经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它衍生出了自己专有的车辂制度。根据制作辂的材料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格，分别是玉貉、金格、象格、革格、木格。
同时，由于材质的不同，不同辂的使用场合也有着严格的规定。在《职官分纪》里有记载：玉辂一般用于皇帝祭祀后乘坐；金辂则是在飨射郊征还饮时乘坐……而对于田野狩猎这种带有娱乐行至的活动中，皇帝的辂则是木制的。
皇帝的出行除了离不开交通工具，还需要大量人力的加持，特别是为了保障皇帝的人身安全和威仪体现，自然少不了在随行的队伍中增派训练有素的侍卫。
一般来说，侍卫的分布会根据事件的重要程度进行正向关系调整。
但是可以预想到，当皇帝出行的排场过大，一定会给出行道路周边的百姓造成困扰，比如说道路堵塞或者秩序混乱的问题，更会存在由于围观人数过多而造成的踩踏事件。
鉴于此，一些皇帝在大臣的建议下会对于随行队伍进行添减，制度整体呈现不断完善的趋势。
三、意料之外，皇帝出行的“隐形消费”
出行肯定免不了出行经费，古代皇帝的各类出行活动，相应的也产生了诸多费用。
与普通人的出行开支不同，除去一般的衣食住行，皇帝还会连带花费着一些“补偿”类开销。
这是因为在皇帝出行过程中，由于队伍的庞大、行程的远近等，难免会对沿袭路线造成一些不利影响。
在景德四年(1007年)二月，宋真宗朝陵后返京时，宣告这样的诏书，内容中称：“丁亥，诏应还京扈从军马无得伤践田稼。”
我们可以想象到，由于古代的道路修建并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在没有水泥马路的情况下，皇帝要经过不少周边有良田的土地。
而皇帝的仪仗队非常庞大，如果不及时加以约束，那一定会对百姓的财产安全造成损失，这对于皇帝的口碑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如果一旦不小心对农田等产生破坏，皇帝就得对此做出“赔偿”，也是一种体恤民情的表现。
除去“赔偿”一类的开支，皇帝在出行视察的活动中，免不了会发生许多突发事件，比如接见获得功勋的地方长官，或者对当地颇有建树的百姓进行赏赐。
要是哪天心情大好，抽取一位幸运大臣为他进爵加官也是常有的事，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物力。
结语
经过一番深入的了解，我们知道，皇帝想要出行可不仅仅是出一趟远门那么简单。
出行的目的，不能仅仅凭借皇帝个人的喜好或者心血来潮的决定，而是一个国家的决策机构联合商议的结果。
同时也不能忽略各种类型的出行活动和与出行相关的制度，还要照顾到出行所带随行人员。
我们通过对于皇帝——这一权利中心人物出行的了解，我们也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格局、社会发展做出相应的理解。
虽然说皇帝出行制度早在上古时期就存在，并且它的延续也是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在一些古代的宣传中，皇帝亲临对一个地区来说是一件莫大的荣耀。
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忽略掉这种行为对于百姓的剥削与伤害。
在国家发展较为良好的时期，一些正当的官方出行活动肯定也起到了较为正面的作用。
而当国家发展渐缓时，为皇帝出行所建造的浩大工程，一定会给低迷的经济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在这一个个环节中，又不乏出现贪官污吏压榨民脂民膏的事件。这无疑会伤害到一个国家政权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李贺《苦昼短》中曾写道：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正是表达了了对于统治者不珍惜民众付出这种行为的批判，高高在上的君主总喜欢把自己的欲望强加在民众头上，造成难以饶恕的巨大浪费。
以史为鉴，我们也可以知道，作为一名合格的管理者，一定要多听取民众意见，不能为一己之私就大搞形式主义。毕竟在现代国家中，群众的力量才是一个国家的决定性力量。
参考文献
《宋史》
《宋东京考》
《职官分纪》
《宋朝诸臣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