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之后,东南边,朱元璋建立了明朝(1368),西北边,基辅罗斯(留里克王朝)重新统一了破碎的俄罗斯民族(1380关键战役,1480独立)。
这两个王朝,几乎同时继承了蒙元的一些统治遗产,在经济和政府管理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两国都不太愿意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两国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集权专制统治。
但也正因为前所未有的专制,在大航海时代其他国家纷纷崛起时,这两国反而变得孱弱畏缩。
蒙元到底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让东西两个“继承人”,变得雷同,又如此畏缩?
蒙元的遗产之一:驿站
要致富,先修路。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实际上在古代,陆运不能运输大宗商品,平坦的道路主要是用来传递情报和运输军队。当然,一些轻质又贵重的商品,走陆运也正常。
西方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通往罗马的道路,在中世纪期间,基本上已经荒废了,因为大家都走海运和河运。蒙元为了统治,修了很多路,条条大路通大都,而且把路养得很好。
蒙语里面有个词叫“jam”,南宋时称为“站”。蒙元时期,在俄罗斯,蒙古人建立的驿站交通系统,当地称作“jam”,读音和“站”相同。“站”和古代汉语的“驿”合用,称为“驿站”。
驿站交通系统成为蒙元的重大遗产,之后的莫斯科大公和明朝皇帝,可以很方便地通过驿站系统在广阔的帝国公国或行省之间传递信息,一旦有叛乱发生,也可以迅速的行军扑灭势头。明朝还把驿站做了细分,分为水马驿、急递铺、递运所。
驿站中有当地的民众进行马匹喂养、提供食宿,一般由官方支付费用。在这个交通体系内快马加鞭,一天可完成300里的行程。
有了驿站交通,蒙古人可以保持对公国和行省进行严密控制。在俄罗斯,金帐汗国把这一套系统传给了莫斯科大公,因此,处于交通要塞的莫斯科,可以很方便的统治西北边的诺夫哥罗德和西南边的基辅。
1570年,伊凡四世镇压诺夫哥罗德商人起义时,三天之内就从莫斯科行军至诺夫哥罗德城下(相距500KM)。同时期的欧洲,哈布斯堡家族想从西班牙到奥地利探亲或支援,需要花10天时间乘坐船只从巴塞罗那到热那亚,再从热那亚走半个月陆路到奥地利境内。等到了目的地,啥都凉了。
蒙元的遗产之二:户籍管理与基层管理
户籍制度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中央统治的生命线。
在秦朝的时候,中国就有非常先进的户籍制度了。
在北宋以前,虽然也有不错的基层管理制度,但是效率并不高,无论是治安管理、税收还是征兵,都不太好用。
蒙元继承了宋朝的保甲法,加上更为细化的人口普查制度,大大加强了征兵和征税的效率。明朝当然用的也是这一套系统,而且因为管理班子重归汉人,这事变得更严谨。
在俄罗斯,蒙古人在1257年第一次对俄罗斯人进行了人口普查,并贯彻了保甲法的精神,将俄罗斯十户作为一个单位,基层管理变得更加方便和牢固了。
也正因为有强大的基层管理制度,俄罗斯可以迅速地集结兵力,而不用像欧洲君王那样,花大钱去外国找雇佣兵,或者向教皇求救。
这种先进的户籍管理和基层管理制度,让欧洲人羡慕不已。
哈布斯堡家族的游客来到莫斯科访问,他们观察到,每隔两三年,此地的大公们就召集人员,挨家挨户地进行大规模人口普查。欧洲人惊呆了,他们直到19世纪才有正式的人口普查。
俄罗斯人民和当时的大明王朝子民,在严苛户籍制度和人口普查之下,变得非常温顺。
和同时期的欧洲对比,欧洲人显得就很“刁蛮”。
1559年,法国因为与哈布斯堡王朝的长期斗争,导致国库空虚,许多地方官员4年都没有领到工资,法国各市政府派人去收税,民众拒绝纳税,还把前来催收的人痛打一顿,法国那时候穷啊,国王只好去敲诈修道院。
俄国就不同了,农奴们几乎被沙皇和大公们压榨得抬不起头。所以,到了俄国革命时,他们压抑了千百年的怒火冲天势不可挡。
总之,有了这两样遗产,留里克王朝末期-罗曼诺夫王朝和大明王朝,可以相安无事地进行集权统治了。
但也因为集权统治,彼时的俄罗斯和中国,没有拿到大航海时代的船票。
底层人民,被户籍制度捆绑和压迫,没有能力集结反抗。
新生的商人力量,也无法变得和同时期的欧洲人一样,进行自由的全球贸易。
而且,由于商人天生就更亲近金钱,可以为了金钱不惜和统治者对着干,所以,在朱元璋和伊凡三世从蒙古人手中接过统治权时,他们都选择了较为严苛的贸易政策。
俄罗斯原本是商业立国,海运+河运,让基辅和诺夫哥罗德迅速崛起。
而后莫斯科大公赶走蒙古人之后,害怕商人们勾结外国势力(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商人和北欧国家走得太近、南方有奥斯曼帝国和鞑靼人),所以,在留里克王朝末期和诺曼罗夫王朝早中期,俄罗斯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状态,只允许特定的商人进入境内做生意,要获得经商许可,需要向沙皇和大公们缴纳不菲的金钱。
明朝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严禁自由贸易。
在欧洲人坐着船到处抢地盘的时候,朱元璋和伊凡四世就只能干瞪眼了。
(文: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