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中镇自设置以来，除了特殊时期，如仆固怀恩、李怀光担任节度使时与中央政治关系非常紧张外，其余时期都与唐中央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其节度使的任命大都出自朝命，这与其他藩镇包括近敬藩镇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照。
中央对河中的有效控制
由于河中镇属于近敬藩镇，唐中央对其节度使的任命十分重视，大都选择对朝廷的忠顺之臣充任，以达到了对河中镇有效的控制。
河中镇前期与中央关系
河中自乾元元年设置藩镇以来，共有十八位节度使或观察使。这十八人中属于武臣身份的八人，占44%，文臣占56%，文臣占多数。从唐代诸镇节帅的情况看，文臣一般对朝廷比较恭顺，极少有举兵对抗朝廷的情况发生。即使这44%的武臣，除了李怀光等外，绝大部分都对朝廷是恭顺的，因此在这一时期唐中央与河中镇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密，唐廷也实现了对此镇的有效控制。
其中在广德二年唐廷一度废去了河中镇的建置，河中地区在这一段时期虽然不设节度使，但是郭子仪仍可以副元帅、河中尹的名义节制这一地区，河中的具体行政事务却由河中少尹或朔方节度副使负责。担任这些官职人员现能考知的有严郧、赵惠伯、王栩以及李良金等人，其中李良金为朔方节度副使的幕职官，掌管河中营田之务，营田事务归朔方节度副使掌管，李良金只是代其长官掌具体事务而己。
前面己经提到郭子仪率领将士垦田种粮之事，结合这些记载可以断定唐廷在军事形势紧急的情况下，把河中作为重要的军事重镇，在和平时期则作为粮食军资基地，以保证京师及近轰诸军的后勤供给，在这一时期的河中少尹，也不尽是朔方军系统的人，如王栩就与其无任何牵连，是从容管经略使直接调任河中的。
唐廷恢复河中镇节度使之置后，在李光弼之后，即调李国贞任河中节度使，后来又把神策军系统的将领李昇任命为河中节度使，以及赵批、王玛、崔寓、萧华、王昂、杜亚、李承、李齐运、唐朝臣等人，均非朔方军系统之人。在分析河中镇前期的这些节帅人选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军事形势紧张之时，其节帅往往多用武臣，甚至为朔方军系统的将领，军事形势和缓时期则多用文人或朔方军系统以外之人。
还有一种现象，在这一段时期内，凡河中发生的兵乱无一不与朔方军有关系，李国贞的被杀自不待言，王翔曾任过河中留后，这位凌正就是朔方军的军官，反映了朔方军人对其系统之外官员的排斥态度。
这一时期河中镇与唐中央的政治关系基本维持着正常的状态，尽管出现过仆固怀恩与李怀光之叛，但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唐中央对功臣的猜忌所导致的后果，责任并不完全出在地方藩镇这一方。在唐代宗时期幸赖有郭子仪这样的忠顺之臣，才化险为夷；在唐德宗统治前期，幸有李昇等神策军系统的将领全力平叛，才使朱批、李怀光叛乱得以平定，使唐廷转危为安。
其实皇帝对功臣的猜忌，并不完全以地方藩帅或禁军将领为界，试看李昇立有如此大功，又在对吐蕃的战争建立奇勋，同样也受到猜忌。因此，在分析河中镇与中央的关系时，唐中央对待地方藩镇的态度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不能仅从地方藩帅的对中央态度入手。
浑瑊主政时期与中央的关系
其实朔方军在灵州还有一部分军队。自此以后，朔方军的概念，就仅指原来灵州的那一部分了。这表明朝廷限制、削减朔方军的目的己经达到，虽然这期间引发了诸多矛盾和战乱，但对中后期的唐廷而言，他们宁愿损失朔方军，也不允许它威胁到自己。这是肃、代、德三朝有关朔方军的基本政策。故浑瑊任节度使时的河中，已经是独立的方镇，与朔方军没有必然的关系，尽管他本人也出身于朔方军。
浑瑊的先祖属于铁勒族浑部，为铁勒九姓浑部酋长，其父亲浑释之和浑瑊都是在朔方军服役且多立战功。天宝五载，浑瑊十一岁时，就随父从军，并立下了赫赫战功，平定安史之乱当首推郭子仪和李光弼，而身为郭子仪手下重要将领的浑瑊同样是功不可没。浑瑊自兴元元年开始担任河中节度使一职，一直到贞元十五年十二月蓖于河中节度使职位上，时间长达十六年。
浑瑊被委任为河中节度使时，李怀光之叛尚未平定，所以当有人提出赦免李怀光之罪时，李昇坚决反对，其所提出的五不可之一，也就是说赦免了李怀光，新任的河中节度使浑瑊就无法安置了。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内，浑瑊与马隧并肩战斗，终于于贞元元年八月平定了此次叛乱，也就是说从此时起浑瑊才算正式就任于河中了。
浑瑊虽为少数族人，然对朝廷颇为忠顺，与唐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切唯朝命为重。浑瑊虽在河中，一旦边地有警，遂率军前去抵御，这一点与郭子仪坐镇河中时颇为相似，只是其地位没有郭子仪高罢了。贞元三年三月，自去年冬至今春，大旱，吐蕃羊马多死，粮运不继，李昇攻克摧沙堡，马隧、浑瑊举兵进逼盐、夏，吐蕃大惧，急忙提出与唐朝订盟和好，唐廷允诺。五月，浑瑊从前线经咸阳回到长安，接受朝命任清水会盟使。
双方约定各以兵三千在坛之东西，坛下只许留四百人，而吐蕃却暗伏精锐骑兵数万于坛西，“梁奉贞率六十骑为游军”，被吐蕃扣留，浑城不知。结果吐蕃突然发难，浑瑊骑匹马突围而出，“流矢雨集而不伤”，随从将吏六十余人被俘。这次会盟失败，责任不在浑瑊，主要责任在宰相张延赏，德宗也要负有一定责任。
浑瑊从长安出发时，李昇再三告诫要提防吐蕃有诈，浑喊自然不能违背帝命。此外，马隧也有一定的责任，正是他轻信吐蕃，力主和谈的。结盟失败，浑瑊整顿军队，退屯奉天。可知浑瑊为了唐廷安危可谓不遗余力。
他除了负责京西北的安全，对付吐蕃侵扰外，有时还会奉命对付叛乱藩镇。如贞元三年正月，淮西节度使陈仙奇归顺朝廷，奉命调本部军队五千人到京西北防秋，即防御吐蕃的侵扰。不料陈仙奇被其部将吴少诚所杀，吴少诚自任留后，并遗人秘密招回淮西军，浑瑊奉命派其将白婪勒率军追之。
自贞元四年以后，由于吐蕃对唐朝侵扰方向主要转向了西南方面，故剑南西一带战事较多，关内道虽不免仍有骚扰，但规模小，次数亦大大减少了。在这种清况下，浑城除了定期入朝勤见皇帝外，遂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治理河中方面。由于皇帝对浑瑊不猜忌，所以河中镇与唐中央的政治关系就比较和谐，相安无事，浑瑊也得以善终。浑城虽为胡人，但好读书，这在唐朝众多蕃将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杜确、郑元主政时期与中央的关系
浑瑊死后不久，德宗还未来得及安抖卜河中节度使的人选，河中地区就己出现了不安定，浑瑊在朔方军经营多年，在军中素有声望，除了中央对其的信任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很好的协调河中地区和中央的关系，能一直坚守郭子仪时期秉承的对中央绝对恭顺的态度，故军中也相安无事。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河中军将仍然不可避免的带有朔方化因素，因此浑减刚死，代表中央监军的丁文雅由于不能很好的安抚将士，从而引发了骚乱。由于这支军队在郭子仪、浑城时期长期养成的忠于中央的优秀传统，故随着杜确的到任，再采取了一些安抚措施，河中地区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浑瑊的去世也标志着朔方军势力在河中地区不再占有主导作用，唐德宗为了解决中央与河中地区朔方化的矛盾，于是以中央派遣官员的形式取代了边将出身的节度使。杜确初任职时为观察使，就是河中地区中央化的标志事件。
关于行军司马的职能，行军司马在藩镇主要掌握训练士兵、教授战法等偏重于军事职能，到了德宗时期，行军司马接任节度使者不乏其人，如樊泽于兴元元年以行军司马身份接任山南东道观察使，再如贞元十一年，河东节度使李自良去世，德宗以行军司马接任节帅，很可能与德宗的施政理念相关。德宗在即位之初，对河北及跋启藩镇不再姑息，而是以武力进行征讨，最终引发了径原兵变，自此之后，河朔地区父死子继的“河朔故事”得到了朝廷的认可。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变化，故德宗朝后期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藩镇战争，德宗朝也以此为契机加强了对藩镇的控制。事实证明德宗对行军司马接替藩镇长官的任命，在一定范围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间接控制，德宗以行军司马郑元为节度使正是中央控制河中镇的有效手段。除此而外，贞元十九年三月王愕为淮南节度，五月裴翁为淮南节度，刘昌裔为陈许节度，十一月阎巨源为振武节度，二十年正月裴汾为娜坊节度，皆以本军行军司马继任节度使。可见德宗时期此制之盛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储将于其军”，可以减少本军对外来节度使的抵制，减少矛盾，有利于维持唐中央与地方藩镇的良好关系。
关于杜确其人在河中任上的作为，史籍中极少有记载，两《唐书》也未为其立传。至于郑元，是一位能吏。至于他们与唐中央关系，史籍中也极少记载，说明双方一直保持着正常的关系，河中镇内部也保持着稳定，这正是唐廷所希望的。之所以将这两人列入一小节进行论述，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唐中央对地方藩镇的方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能不论述清楚。
唐德宗统治后期发生的这些变化，有利于维持国内政治的稳定，故社会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百姓能保证基本的温饱，唐中央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虽然德宗不免有聚敛的名声，但如果政局不能稳定，经济不能发展，即使聚敛也是有限的。德宗积累的巨大财富，为宪宗后来进行的削藩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