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在天宝十四载起兵于幽州，安史之乱爆发，叛军一路进攻太原，另一路在安禄山的亲自统率下南下河北平原，攻下东都洛阳，接着又攻陷长安。尽管唐军此前已收复京师长安，对于唐廷而言，当时的形势仍然岌岌可危，为了更有效地抵御安史叛军，唐廷决定在要冲之地设置方镇，在原来的河东地区分置了河东、泽潞、河中三个藩镇。与此同时安史叛军和唐军在河东地区展开了拉锯战。
河东地区作为与安史叛军交战的前沿，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再者河东作为唐朝的发祥地，不仅有深厚的政治意义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一旦此地失守，安史叛军可以从河东和河南地区大举向西进军，长安就会陷入夹击的状态。
崔瑞德先生也曾指出:"755年12月至756年6月叛军最初的胜利阶段，它以叛军在憧关的进攻受阻和勤王军在叛军后方河北的起事告终。756年7月至757年11月叛军占优势及其军事力量和地域控制处于鼎盛阶段。”可知在至德二载，安史叛军势力正处在巅峰的阶段，唐廷所能想到解决燃眉之急的有效方略就是在要冲之地设置方镇，河东地区作为与安史叛军交战的前沿阵地，首当其冲就是增设方镇，因此河中镇的设立年代应该是在至德二载。
至于此后先后任命赵讹、王屿、崔寓为蒲同歌三州节度使或蒲同绛三州节度使，正是为了加强对关中地区的防御，其中蒲同孩三州节度使一职还具有防御关于东大门撞关的作用。
不论在河中设防御使还是节度使，其官名有“河中”字样或没有这一字样，河中地区有方镇之置，都应在这一时期。以防御使为长官与节度使为长官，只是等级高下的不同，均可视为方镇。
地理与交通
河中地区的地理范围在唐五代时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至德二载初置节镇时，辖蒲、绛、慈、瞩、晋、同、歌七州，地跨三省之地；乾元二年，仅领蒲、同、掳三州之地，仍跨三省，但辖地范围却大大缩小了；唐德宗兴元初，李怀光的朔方军驻河中时，同州内附唐廷，仅有六州之地。此后，领州多少，变化不一，并于光启元年改名护国军，然治所始终在蒲州。
地理概况
河中镇的辖区虽然变化颇大，但有一点却始终不变，即其核心区域一直在今山西省西南部，并以蒲州为中心，因此论述其地理概祝时即以此为准。其地理特点是西部与南部皆有黄河为屏障，中条山位于其南面，“其山中狭而延裹甚远，因名。亦曰薄山，又名雷首山。”其主峰是雪花山，海拔1994米，东北端与王屋山、乌岭山相接。
河中地区的战略位置之所以重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条山之故，其向北俯瞰着晋南，向南瞰视中原大地，不仅是洛阳与憧关的屏障，也拱卫着长安与西北地区。河中境内既有盆地，又有山区，汾水自北流向西南，纵贯其境，此外，还有谏水、侩水、绛水、古堆水等河流，因此农业比较发达。
唐五代时期河东通往关中必须渡过黄河，其渡口主要有蒲津与龙门，由于前者有浮桥横跨黄河，故最为便捷，而这两个津渡皆在河中地区境内。所谓“南通汁、洛”，是指穿越中条山几处险峻的峡谷，然后渡过黄河，可达中原地区洛阳、沐州；“北阻晋阳”，是说其可以阻断自太原进入关中之道。
太原为河东的政治中心与军事要地，是唐朝的所谓龙兴之地，有唐一代，其要进行关中与唐廷联系，则必须经过蒲津与龙门，因为黄河自今内蒙古折向南，一路奔腾而下，这两处渡口以北河岸陡峭，水流湍急，没有适合作为渡口的地理条件，只能从这两处渡口过河。
由于河中地处唐朝的西都长安与东都洛阳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唐朝将蒲州与关中的同州、华州、岐州划为近徽“四辅”之一，又把河中的绛州划为天下要冲的“六雄”州之一。在唐朝抵御东来之敌时，河中地区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其中重要的关隘便是蒲津关，被唐政府列为上关。其余诸关为中、下关。凡是河北、河东向西进入关中，必经此关。故严耕望说:其是“河东、河北陆道西入关中之第一锁钥。”
无论是从军事或者社会经济的角度看，蒲津关都具有重要的地位。通常认为渔关是关中东面的屏障，这主要是指其扼守长安至洛阳的大道，如果从防御整个东来之敌的角度看，则蒲津关与渔关具有同等重要的军事意义。
此外，河中地区生产的粮食对京师长安亦具有重要的意义，早在隋代就“槽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至唐代这种趋势一直沿续未变。河中所生产的池盐不仅供给京师之需，更是供应了整个北方地区，在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蒲津渡与蒲津桥
河中地区在唐五代时期之所以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除了中条山外，蒲津关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位于蒲州以西的黄河东岸，也叫临晋关。蒲津关不仅是一个险要的关隘，也是黄河中游的一个古渡口，称蒲津渡，渡口架有桥梁，称蒲津桥。
唐朝定都长安后，这里是通向东部和北部地区的必经之地，顾祖禹指出过蒲津关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即指蒲津渡。因为蒲津渡连接着今陕西、山西两地，故日“横秦晋”。唐玄宗开元年间，在蒲州设立河中府，府城的西门外即为蒲津渡。唐朝的官骚大道以长安为中心，共有东西南北四条，其中一条“北至太原，皆有店肆，以供商旅。”就是指通过蒲津渡的这条大道。这条道路不仅通向太原，还承担着与河北地区的交通，如果说河中地区是连结西北、中原、华北的枢纽之地，蒲津桥则是这一关键地区的锁眼。
蒲津渡作为交通要冲，历史上很多朝代都在此修建过浮桥，其肇始于春秋时鲁昭公元年，是我国建桥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座桥。其桥连接了黄河西岸的朝邑县与东岸的河东县。关于朝邑，茅以升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古桥技术史》一书中指出:“黄河上，战国时代秦国在蒲津几次修建浮桥，都是为了进攻韩、赵、魏诸国，企图完成统一大业。后魏时，齐献武王高欢在蒲津建桥是为了进攻西魏。”可见桥梁不仅对发展经济与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还与军事有着密切的关系。欲想更好发展交通事业，就必须修筑更多的道路，兴建更好的桥梁。
唐玄宗开元年间，为了加强北方的统治，在提升河中府地位的同时，决定改建蒲津桥。此处黄河河床虽宽，但水流平缓，适合建桥，历代所建之桥大都为竹索桥，容易损坏。 蒲津桥建成后，两岸的水陆运输更加繁忙。
交通条件
河中镇的治所为蒲州，是河中地区包括整个河东道诸州与京师长安联系的枢纽。自太原南下，沿汾水河谷，经汾州一介休一灵石一霍邑一洪洞一晋州一绛州，折向西赴河津龙门，渡过黄河，进入关中；或从绛州向西南至蒲州，这是河东道赴长安的主要干线。从这里赴长安有两条道路，水路是由河入渭，沿渭水西向，乘船直达长安。
这是一条由河中进入长安的最佳通道，河东诸州运送粮食以及大宗贸易商品，多是通过这条水路进入长安。陆路则是穿过蒲津桥，进入关中，经朝邑一同州一下邦一栋阳一高陵一径阳，经中渭桥入长安；或者在高陵经东渭桥，沿着京、都骚道向西进入长安。
河中南通汁洛，则必须穿过位于其东南的中条山，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虞坂与白径两条道路。到达安邑与夏县后，再往蒲州就没有险阻了。反之，从蒲州经大阳津渡过黄河，至陕州后，则可以沿着京、都骚道到达洛阳，再向东直达汁州。
河中与上党的交通道路，需要越过乌岭山，具体走向是:自蒲州向东北，经安邑一闻喜一绛州一临汾，再折向东，经神山县，翻越乌岭山，抵达冀氏县，再经长子县，可达潞州。武宗会昌三年用兵平定泽潞之叛时，但是李彦佐进军迟缓，武宗遂命石雄代替李彦佐为招讨使，可知这条道路可以直达潞州。从潞州穿越太行同之穴径经林虑县，可以到达河北道的相州。也可以自潞州南下，经高平、泽州、怀州，抵达孟州，进入洛阳。
河中与河北中部诸州亦有道路相通，具体走向是:从蒲州至太原，折向东，经榆次、寿阳、娘子关，穿越井径口，到达石邑，然后抵达镇州。这条道路在唐军与河北的安史叛军作战时，比较频繁地走这条道路，如天宝十五载二月，“李光弼、郭子仪将兵东出井隆，与贼将史思明战，大破之，进取郡县十余”，不仅唐朝如此，其实历代王朝均将这条道路作为进出河北的主要道路。
河中也可与塞外相通，仍先从蒲州至太原，然后北上，经阳曲，越石岭关、忻州、朔州、云州，再向北穿过长城，可达单于都护府，然后可至大漠南北。自古以来，北方少数民族侵扰中原，中原王朝北上用兵讨伐，这条道路是常走的路线之一。这条道路也是有唐一代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出使唐朝，进出长安，其使团常走的道路，因此其在外交方面也具有较重要的意义。
正因为河中地区具有如此便捷的交通条件，其道路可谓四通八达，再加上形势险固，物产较丰，所以唐代大历年间，宰相元载力荐建中都于河中府，这一段话将河中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说得十分清楚了，也说明唐王朝对河中地区是十分重视的，从政治、军事、地理的角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