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晁错论》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面对以上所说的危机，本当通过制度上的创新加以解决，不幸的是，唐玄宗陶醉于盛世之中，毫无忧患意识。有关这个问题，我还想从唐玄宗个人在五十岁前后所经历的一场心理危机谈谈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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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十三年（725）十月，四十一岁的玄宗，东封泰山，古代帝王封禅之礼，表示大功告成之意。此时的玄宗，渐渐迷信道家的长生不老之术，生活日益奢侈。“开元天子万事足，唯惜当时光景促。”开元二十二年（734）正月，玄宗五弟薛王李业去世，此前，玄宗已经有二哥、四弟相继去世，这些朝夕相处的同气兄弟的去世，不仅使玄宗失去了饮酒、击球、唱歌的伙伴，也更让他心头挥不去人生无常的阴影。薛王的丧礼刚过，五十岁的玄宗就派人到恒山，礼请著名道士张果到洛阳宫中，访以长生不死之术，并封之为“通玄先生”。同样受到优待的道士还有罗功远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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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五年（737）十二月，玄宗爱妃武惠妃突然去世，进一步给玄宗以沉重打击。武惠妃十五岁入宫，服侍天子二十五年，宠冠后宫，去世时年已四十岁，皇上依然眷顾不衰。是什么原因使五十三岁的皇帝，迷恋一位中年妇女，以致在她死后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后宫数千美女，无一当意者？难道是她们都不如早已徐娘半老的武惠妃美丽？显然不是。我推测，与在此之前不久他的三个儿子无谓的死亡有关。
开元二十五年（737）四月，在李林甫外推、武惠妃内助的情况下，玄宗毅然废太子瑛为庶人，并与受牵连的鄂王、光王一同赐死。按照道理，接下来就要立武惠妃的儿子寿王李瑁为太子。武惠妃的病死，使这个计划成为不可能。这等于是杀了儿子又折了妃子，玄宗所受到的打击可以想见。史称玄宗“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诛死，继嗣未定，常忽忽不乐，寝膳为之减”，可为明证。可见，玄宗感到后宫无当意者，并不是没有美女，而是因为措置失宜，“赔了夫人又折兵”，玄宗心理失衡，乃至出现精神恍惚的心理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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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心灵空虚的情况下，杨玉环来到了玄宗身边。杨玉环本来是玄宗与武惠妃所生儿子寿王李瑁的媳妇。玄宗是如何看上杨玉环的？史书上的记载闪烁其词，或谓高力士所推荐。我认为可能性很小，高力士即使与玄宗的关系再亲密，也没有胆量公然向皇帝推荐其儿媳妇入宫。只有玄宗自己看上了儿媳妇，才敢暗使诸如高力士之流出面作出安排。史书记载正式颁诏度玉环为道士，是开元二十八年（740）正月，那么两人的接触当在开元二十六七年的时候，距武惠妃死不过半年到一年光景。
终于，情欲战胜了理智，唐玄宗把儿媳妇接进了宫中，不久封为贵妃，在宫中位比皇后。朝廷专门为贵妃服务的织绣之工达七百人，贵妃欲得生荔枝，命岭南用快马传送，比至长安，色味不变。华清池专门为贵妃建造了新的温汤，玄宗年年携妃子到这里来度过浪漫的日日夜夜，甚至干脆在温泉附近办公，在华清池周围建造了许多政府的办公楼。贵妃受宠，鸡犬升天，杨家兄弟姐妹，皆门列棨戟，朱紫盈庭，以至于民间出现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不愿生男愿生女”的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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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宠信杨贵妃，除了贵妃的天生丽质、善解人心之外，还与他们有着共同的音乐爱好，密切相关。早在开元元年（713）唐玄宗刚即位不久，就特地设置了专门教习俗乐的左右教坊，相当于皇家戏剧学院，当即有臣工劝谏他放弃对于音乐的热诚，“上虽不能用，咸嘉赏之”。说明玄宗此时尚清楚玩物丧志的道理，尚能克制对乐舞的痴迷。能歌善舞的杨贵妃入宫之后，极大地触发了玄宗的音乐热情。唐玄宗与杨玉环在音乐歌舞上的合作，最为人艳称的是《霓裳羽衣曲》的编排。
该曲本来是印度传来的婆罗门曲，玄宗把它改编为大型歌舞剧，经过杨贵妃导演排练，又被搬上了舞台，可以说是珠联璧合。柏拉图说：“理想的统治者应该是高度理智的哲人，而不是浪漫的诗人。因为后者的作用会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就像在城邦中把政治权力交给坏人，让他去危害好人一样。”玄宗虽然不是浪漫的诗人，确是一个特别钟情于戏剧和音乐的风流皇帝。玄宗完全放纵了自己的欲望，把个人兴趣置于政事之上，沉湎于音乐歌舞的世界：“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假如对比一下本文前面，玄宗在接受姚崇入朝为相约定的十件事，我们就可以发现，唐玄宗完全忘记了他当初的承诺，昔日所革除的弊政，如今借尸还魂，而且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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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的曾祖父唐太宗，在与大臣魏徵讨论创业与守成问题时，有如下一段对话：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魏徵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徵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恃安乐而欲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太宗认识到“任贤能纳谏诤”是治理好天下的前提；第二，魏徵特别强调，帝王们在忧危之时，固然可以“任贤受谏”，但是，很少能居安思危。“安而能惧，岂不为难？”这是贞观十五年（641）的对话，不幸的是，唐太宗担心的问题，一百年之后在自己的曾孙李隆基身上得到了验证。唐玄宗不仅不能居安思危，而且在用人和纳谏上，也犯了严重错误。
先说用人，主要是选拔什么样的大臣主持中外事务。五十岁以后，玄宗越来越不耐烦那些给自己找麻烦的骨鲠之臣。开元二十四年（736）之后，他最信任的宰相就是李林甫。李林甫是如何被提拔的？史书记载说：“林甫面柔而有狡计，能伺候人主意，故骤历清列，为时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结托，伺上动静，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从史家“伺候人主意”、“伺上动静”、“动必称旨”的措辞来看，李林甫蹿红的秘诀，就是运用一切手段，挖空心思地讨玄宗皇帝的欢心。而“玄宗杜绝逆耳之言，恣意行乐”，正需要这样的宰相。
李林甫其实是不学无术之人。《诗经·唐风》有“杕杜”篇。《诗经》作为五经之一，本是官员的必读之书，可是，作为宰相的李林甫却不认识“杕”字，指着选人文章问道：“此云杖杜，何也？”又祝贺人家生子为“弄麞之喜”（实为“弄璋之喜”）。他提拔的大臣竟然把伏腊读作“伏猎”。这样一个不学无术之人，却因为极力讨好玄宗而获得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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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甫之后，执掌政柄的是杨国忠，杨国忠是杨贵妃的堂兄，依靠裙带关系而被重用。如果说李林甫以奸宄乱国，那么杨国忠则是以昏庸乱政，史书上说他“强辩而轻躁”，他自己则说：“吾本寒家，一旦缘椒房至此，未知税驾之所，然念终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极乐耳！”这个时候，唐朝在西南地区频频有战事，身兼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杨国忠一手遮天，前方战败，反以打胜仗的消息上闻。
再说纳谏问题。“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鼓励进谏，其实就是鼓励不同意见的表达与上达，防止决策失误。而李林甫的当朝，却是“谏诤路绝”。李林甫对朝官们说，你看这些仪仗队里的马匹，只要不说话，就能享受三品的食料，受到很好的对待；只要它嘶鸣一声，马上就被拉下去，再想吃三品食料就不可能了。言下之意，是威胁大臣们闭嘴。
杨国忠秉政后，唐玄宗干脆听不到外面的真实消息，云南前线打了败仗，却被说成是胜仗。唐玄宗闭目塞听，却“以为天下无复可忧”：
上尝谓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对曰：“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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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三省于此评论说：“高力士之言，明皇岂无所动于其心哉！祸机将发，直付之无可奈何，侥幸其身之不及见而已。”这真是诛心之论！法王路易十五，面对风雨飘摇的形势，也曾一意孤行地说过类似的话：“老子这辈子已经够了，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专制帝王们这种自私的侥幸心理真是国家民族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