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是一个平庸之君，却被人为美化，直至被吹捧“千古第一仁君”。
他是最高估的皇帝，甚至没有之一。他就是宋仁宗赵祯。
乾兴元年（1022年），宋真宗驾崩，太子赵祯继位，是为宋仁宗。
至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驾崩，享年53岁，在位42年，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不过宋仁宗政绩乏善可陈，劣迹斑斑。
对外西夏正式建国，宋朝军事屡屡惨败；
对辽国，宋辽在庆历二年（1042年）经历了庆历增币，在辽国恐吓下，宋仁宗增加岁币十万，并改称纳，丧权辱国。
这是宋仁宗对外最大的黑点，永远无法洗刷。
对内，宋仁宗在位期间，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频繁，“一伙强于一伙”。
期间，宋仁宗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主持下，虽然进行过庆历新政，但由于“仁宗无定志”（王夫之评价），新政很快夭折。
可以说，宋仁宗在位时间虽然很长，但是拿得出手的成绩几乎没有。
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标准衡量,他绝不是励精图治的有为之君，只能算个平庸的守成之君。
宋仁宗是宋朝第四位皇帝，经过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62年的治理,到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文人士大夫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辅佐宋朝皇帝治理天下。
再加上，宋朝在前朝的基础上制定了御史台和知谏院两套言官机构。
这些言官勇于任事,以针砭时弊、劝谏君主为己任。
再加上宋仁宗在位期间行事也多有可指摘之处，因此屡遭臣僚批评,当朝士大夫对他的评价并不高。
而当朝士大夫对宋仁宗的批评集中在几个方面：
第一，纵欲过度。
宋仁宗是宋朝皇帝当中比较好色的一个皇帝，皇帝好色很正常，不好色的皇帝基本没有，不过宋仁宗比较离谱。
景佑元年（1034年），宋仁宗亲政第二年，宋仁宗因为纵欲过度，搞坏了身体，精神萎靡不振，并一度昏迷，险些驾崩。
在此期间，宋朝士大夫屡屡劝谏，对他提出尖锐批评。
参知政事宋绶劝他：
“斯安危之所系，愿陛下念之。至若朝务清夷，深居闲燕，声味以调六气，节宣以顺四时，爱养王躬，使不至伤过，乃保和平，无疆之福也。”
南京留守推官石介寄信给枢密使王曾时说：
“或说圣人好近女室，渐有失德。自七月、八月来，所闻又甚，或言倡优日戏上前，妇人朋淫宫内，饮酒无时节，钟鼓连昼夜。近有人说圣体因是尝有不豫……斯不得不为虑也。”
另外一个名臣滕子京说：
“陛下日居深宫，流连荒宴，临朝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
第二，用人不当。
宋仁宗在位42年，有23位宰相，其中张士逊、陈执中等平庸之辈多次为相，宋仁宗不善于用人，“用一人，废一人”（王夫之语），用人不当这引起了宋朝士大夫的反对。
比如至和二年(1055年),有人弹劾宰相陈执中,不成功,反遭贬谪。
翰林学士欧阳修对此十分不满,批评宋仁宗道:“陛下拒忠言,庇愚相”。
第三，生活奢侈。
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知谏院司马光批评仁宗道:“近日宫中燕饮微为过差,赏赍之费动以万计。耗散府库,调敛细民。”
第四、不听劝谏。
宋仁宗和群臣爆发过几次激烈冲突。
比如，宋仁宗在废掉刘娥选立的皇后郭皇后时，孔道辅、范仲淹等台谏言官集体反对，甚至集体诣垂拱殿门伏奏力谏。结果，这些言官通通被贬。
比如，宋仁宗为任命宠妃张贵妃伯父张尧佐出任要职与官僚集团激烈争执；张贵妃去世后,仁宗不仅追封她为温成皇后,还为她举行规模空前庞大的国葬，也遭到了臣僚的抨击。
比如，宋仁宗晚年迟迟不立太子，遭到全体官员的反对。
在这几次冲突中，宋仁宗都没有听言官们的劝谏。因此，嘉祐六年(1061年)欧阳批评宋仁宗说：
“斥逐谏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为国家之利。”
宋仁宗朝，内外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批评声不绝于耳。
比如，宝元元年(1038年)正月,苏舜钦上书曰:
“今又府库匮竭,民鲜盖藏,诛敛科率,殆无虚日。三司计度经费二十倍于祖宗时,此用度不足明矣。政事不亲而用度不足,斯大可忧也。”
而批评宋仁宗最厉害的当属王安石。
嘉祐四年(1059年)，王安石给宋仁宗上了一份万言,对宋仁宗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王安石说：“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
而后,他又在《上时政书》中,抨击道:
“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谓能得贤才;政事所施,未可谓能合法度;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以薄,财力日以困穷。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尝有询考讲求之意。”
总之，宋仁宗当政时期，很多言官对他提出过批评。
03、批评如潮
嘉祐八年，宋仁宗去世后,养子赵曙继位，是为宋英宗。
宋英宗朝，宋仁宗形象无甚改善,很多人开始对宋仁宗朝种种举措，提出更激烈的反思和批评。
比如治平元年(1064年)三司使蔡襄指出出:“仁宗时,但无过咎,无不转官,官冗如此。”
同年，司马光连续上书反对宰相韩琦提出的“刺陕西义勇”政策,完全否定了宋仁宗的御夏之策,不留情面地批评道:
“康定、庆历御戎之策,国家当永以为戒。”
而且，司马光还将冗兵之弊也归咎于宋仁宗的失策,认为:“庆历中,赵元昊（即李元昊叛,西边用兵,朝廷广加召募……以此之故,天下冗兵愈众。”
比如，治平四年(1067年)八月,司马光说:“仁宗皇帝天性宽仁,承宗庙余烈,府库充实,身虽节俭而好施于人。群臣左右贪求恩惠,赐予之例,因兹寖广,府库之积日益减耗。”
同年，司马光再次对宋仁宗朝的御夏之策提出抨击,称“愁困如康定、庆历之时”。总之，在司马光看来，宋仁宗朝，对内一塌糊涂，对外错误连连。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英宗病逝，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
宋神宗从小耳闻目睹宋仁宗朝积贫积弱的困境，因此他继位不久，就召王安石赴京，推行变法。
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对宋仁宗展开更激烈的抨击。
熙宁元年(1068)四月，变法前夕，宋神宗曾问王安石：
“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平,以何道也?”
王安石上了一份著名的《上神宗论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在这道札子中，王安石对宋仁宗似褒实贬。这篇文章很长，王安石认为宋朝社会弊政很多很大，这都“累世因循末俗之弊”造成的。
而他觉得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英宗都没有错，他把宋朝种种社会弊端全推在了宋仁宗身上。
比如，熙宁二年(1069年)闰十一月，宋神宗在讨论裁兵以减冗费时说道:“如仁宗朝,何尝横有费用?止缘众人妄耗物力,府库遂空。”
熙宁三年（1070年）九月,当宋神宗商量是否招纳西夏降将时。文彦博说:“庆历中亦只如此”。
王安石强硬地反驳道:：
“若如庆历中故事,则其效不过如彼时而已。”
王安石对宋仁宗在位期间,对西夏作战屡次失利，以及庆历增币，深恶痛绝，引以为耻。
王安石说:
“夏国陵侮仁宗最……使夏国推屈,乃所以刷仁宗之耻也”,“庆历中……中国所以不强而契丹敢侮也。”
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宋神宗与冯京、王安石等人讨论对辽政策时。
冯京说:“恐其如庆历时事”，
结果王安石说:“庆历自是朝廷失节,以致嫚侮。”
宋神宗和王安石一样，处处都表达了对宋仁宗的不满。官方吐槽，最为致命，在变法派看来，要变的就是宋仁宗的恶法，恶政。
的美化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反对新法的守旧党本着新党批评的，我们就赞扬的理念，开始不遗余力地美化宋仁宗。
熙宁二年(1069)八月,范纯仁（范仲淹之子）对神宗驱逐反对变法的台官刘琦等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说：
“人君以纳谏为美,是以仁宗开言路,优容谏臣,执政不敢任情,小人不能害政,以致太平日久,亿兆归心。”
八年前,欧阳修还痛批宋仁宗驱逐言官；
八年后,范纯仁已将仁宗树立成“优容谏臣”的楷模。
在旧党口中，对宋仁宗的评价迎来翻天覆地的改变。宋仁宗在位期间,以欧阳修、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动不动就对宋仁宗提出批评劝谏。
王安石变法后，这些旧党开始怀念起仁宗“圣德”。
欧阳修曾回忆道:
“仁宗圣性恭俭。至和二年春,不豫。两府大臣日至寝阁问圣体,见上器服简质,用素漆唾壶盂子,素瓷盏进药,御榻上衾褥皆黄絁,色已故暗,宫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黄絁也。”
而欧阳修对皇帝这种节俭是不以为然的，唐文宗节俭，还被他损了一顿。
不仅如此,旧党开始大量虚构的一些完美宋仁宗的“嘉言懿行”，并且删除一些批评宋仁宗的话。
更搞笑的是，宋仁宗在宋夏战争中种种拙劣表现，旧党也开始大肆美化。
熙宁十年(1078)十二月,苏轼代张方平上书,反对宋神宗对西夏开战时说：
“仁宗皇帝覆育天下,无意于兵,将士惰偷,兵革朽钝。元昊乘间窃发西鄙,延安、麟府、泾原之间,败者三四,所丧动以万计,而海内宴然,兵休事已,而民无怨言,国无遗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无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谅其有不得已之实故也。”
苏轼这话不仅与王安石所说截然相反,与司马光的说法也大不相同。
司马光曾描述过宋夏战争结束后的情况是：“闾里愁怨,不可胜言”,“骨肉流离,田园荡尽”,“民力困极,财物殚尽”。像这样美化宋仁宗的言论还有很多很多。
同样一件事，宋仁宗时期，司马光、欧阳修这些人不断地批评宋仁宗，可到了宋神宗期间，却成为赞美宋仁宗的完美事例。
都说官字两个口，这变化也太大了。0其实，旧党赞美宋仁宗，并不是觉得宋仁宗好，而是将宋仁宗树立成一个榜样，含沙射影地抨击新法。
由于，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司马光等旧党思想、理念为后世史官所承袭，于是这些粉饰宋仁宗的言论流传广泛。
于是，在位期间并无彪炳史册的文治武功,,而且屡遭臣僚批评的宋仁宗，成为一个选任贤能、虚心纳谏、勤俭仁恤的仁圣之君,朝野赞颂的“祖宗”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