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4月23日上午,天气风和日丽,梁氏子孙齐聚梁启超的墓前,他们种下了一棵白皮松,将她命名为“母亲树”,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在她的碑文上写道:“教子有方,抚育子女成长有功,后人见树 ,如见其人。”
这显然是子孙表达着对她的缅怀之意。
她就是梁启超的二夫人王桂荃,无名无份,她却无怨无悔地为梁家奉献了一生,临终却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01
她原名叫王来喜,一听就是一个乡下丫头的名字,父母本着让他幸福喜乐的意图,给她取下了这个名字。没想到她的命运却并不像“来喜”这么喜气。
她的父母是农民,家里仅靠着几亩薄田勉强度日,她的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父亲为她娶了继母。继母借算命先生“她命硬克父母”的诌言,对她施加虐待。
尽管如此,有父亲的袒护总是让小来喜能稍微得到一些安慰。不幸的是,父亲在她四岁那年居然暴病身亡。父亲死后,继母将她转手卖给人贩子,她被人贩子转卖了四次,最后卖到李蕙仙娘家当丫环。
有一次,李蕙仙回娘家探亲,见到聪明又勤快的她,甚至是喜爱,就将她带到梁家,留到自己身边搭下手。
来到梁家的她很是勤快,很得李蕙仙和梁启超夫妇的喜爱,还让她掌管家中财务。梁启超觉得“来喜”这个名字太过俗气,于是帮她改名叫“王桂荃”,名字变得洋气了以后,他的命运仿佛也时来运转。在梁家虽然是个丫环,但是李惠仙却亲如姐妹。
李蕙仙和梁启超的生活原本幸福美满,但是婚后六年,作为高龄产妇的她才相继为梁家生下了梁思顺、梁思成和梁思庄三个孩子。
后来李蕙仙专心在家抚育孩子,梁启超一直在外奔波。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日本演讲时认识了华侨小姐何蕙珍,两人情意暗生。为此梁启超还写信征求李蕙仙的意见,后来李蕙仙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大致意思是:你提出的一夫一妻制,你好意思自己打破。她委婉地将这段婚外恋扼杀在了摇篮里。
李蕙仙虽机智地将何蕙珍挡在了门外,却用另一种方式进行补偿丈夫。李蕙仙毕竟也受传统礼教思想的影响,她将夫君欢喜,人丁兴旺,家庭和睦作为自己的管家信条。
于是在1903年,她做足了丈夫和王桂荃的工作,挑选了一个吉祥的日子,安排十八岁的王桂荃与三十岁的梁启超结了婚。新女生们一定很鄙视她的婚姻。说白了,她就是心机深的大太太找了个永远越不过自己的人来拴住夫君的心。机灵的王桂荃不仅懂且有自知之明,像她这样的没有像样的出身,没有文化,在旧时代里只配嫁给山野莽夫,种几亩薄田,生几个孩子,看一两头牛。而梁启超则不同,他留过洋,有文化,有家产。
所以她无视李蕙仙的心机,着眼于她对她的好,给予她安定的生活,这不正是那个旧时代的女性所渴求的幸福生活模板吗?
02
为了维护梁启超提出“一夫一妻”制的名声,王桂荃和梁启超结婚后,她一直没有名分。梁家的孩子们都叫李蕙仙“妈妈”,却叫她“王姨”或“娘”。
而作为梁思永、梁思忠、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六个孩子的亲生母亲,她不但不介意孩子的称呼,还毫无怨言地为梁家默默地操持家务。甚至对李蕙仙所生的三个孩子也仁爱有加。
她不识字,梁启超后来教她识字,她很努力,不久学会了记账、读书、看报、写信,在她的眼里,眼前的这位夫君是那么的高不可攀,她每天默默地看着风度翩翩的他,满眼都洋溢着幸福。
后来在梁启超逃亡日本期间,王桂荃也跟随全家去往日本。在日本的李蕙仙一直咳嗽不止,她一边照料她一边照顾孩子和丈夫。为了帮得上丈夫,她自学日语,很快就能说一口流利的东京话。
她一手操办着家里的大大小小的琐事,也帮梁启超担起了对外联络的工作。梁启超流亡海外期间,主要以卖文为生,生活过得比较拮据。王桂荃节衣缩食,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力,担负着一家人的饮食起居。
人常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
正是王桂荃在丈夫的背后,包揽了所有家务以及孩子的教育事务,这才让梁启超有时间和精力去实现他的政治抱负。
也许王桂荃并不理解梁启超的政治抱负是什么,但是她却深深地以为,支持好家,支持好丈夫工作,默默地做丈夫背后的那个人,那就是最幸福和快乐的事。
后来,梁启超带着一家人辗转来到上海,他们的处境艰难,梁启超随时面临着被缉捕的可能。而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下,王桂荃毫无怨言地陪在梁启超身边,负责前行,照料家人。
1924年,李蕙仙因乳腺癌去世,悲痛欲绝的梁启超一度精神不振。同样很难过的王桂荃却安慰他,照顾他,陪伴她。她再一次担负起了家庭的重担。
然而梁启超陪伴她的时间也仅有5年。1929年,梁启超患了重病,临终前,他歉疚地将九个子女托付给她一个人,她泪流满面地说:“先生放心,有我在。”
此时,儿女们都还在读书,最小的儿子梁思礼年仅五岁。梁启超去世时,家庭财务所剩无几,她用什么样的强大内心应承下如此大的事。
大家都羡慕新女性的独立自由,恣情盎然。而像王桂荃这样的旧式女性,她真的就没有自我吗?也许在她的字典里,那是另一种自我成全。
03
办完梁启超的丧事后,王桂荃为了照顾九个子女,将原来家里的旧楼变卖给了天津富商,用来供孩子们学习。她自己再兼职打点零工,补贴家庭日常开销。
抗战爆发后,没地方打零工,一家人的生活愈加艰难。王桂荃不得已将梁家的一套新楼租给一家布店做账房和库房。却无论如何将梁启超的书房保留下来,保存着他生前的书籍。自己带着几个孩子挤在后院的小楼里。
她没有李蕙仙的疾言厉色,却会用柔软化解恩怨。她处事不暴躁的做事风格也影响着孩子们,在任何时候都脚踏实地,不急不躁。
1941年,她变卖家产,向别人借贷,凑了400美元,将儿子梁思礼,女儿梁思懿和她的新婚夫婿送去美国深造。她对孩子的教育投资都出手大方,自己却一直生活节俭。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添置过新衣服,还是过去的老旧衣服换来换去,穿了又穿。
同年,梁思达去了云南,梁思宁参加了新四军。子女们一个个离家而去,家里只剩下她孤零零的身影。令她宽慰的是,孩子却个个成才。
她培养出了三位院士,他们分别是: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永,五子梁思礼。
她的长女思顺成从事诗词研究工作;三子梁思忠是西点军校的军官,曾参加过淞沪会战;四子梁思达是一位经济学家;三女梁思懿是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四女梁思宁早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后跟随陈毅参加革命。
她常跟别人不无得意地说:“我这几个儿子真是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毁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
她对九个子女一视同仁。当时梁思庄在广州生孩子时难产,王桂荃得知后,不顾三伏酷暑,急匆匆地从天津赶往广州,守护在医院门口十几个小时,直到外孙女吴荔明出生,她才放下心。
后来,她伺候梁思庄坐月子,接着又帮她带孩子。以致吴荔明后来在回忆录《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中说道:一直长到很大时,才知道外婆不是亲外婆。
1968年,八十二岁的她患病去世,临终前她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或许她这一生无憾了,所以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她去世27年后,梁氏子孙相约全部齐聚梁启超的墓前,专门为她种下一棵白皮松,并将她称为“母亲树”。
梁思成说:“她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
所以,你尽管善良,认可会迟到,但是永远都不会缺席。
总结:
纵观王桂荃的一生,她出身卑微,作为梁启超从不在公开场合提起的太太,他甚至遮遮掩掩地在信中都称她为“王姑娘”。
而就是如此不起眼的一个人物,在梁启超和他的原配夫人先后去世后,她独自将儿女拉扯长大并成才。创造了“一门三院士”的教育神话。儿女的成才再次为梁启超的人设镀上了耀眼的光环,而她却鲜为人知。
不过,对于她似乎不太重要,她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的友善和真诚。
我们时常算计付出与回报,吃亏与占便宜,却在感情的博弈中,却忘记了付出的过程是对自己的释放和满足,以小博大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