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安史之乱是公元755年12月至763年2月由唐朝边塞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反叛唐朝中央政权发动的战争。
这场战争从唐玄宗李隆基末期持续到唐代宗李豫，由于内战持续时间长、地域跨度大，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成为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因为一场内乱导致大唐凋谢，不禁让后世扼腕叹息。
有人认为这是李隆基晚年昏聩，沉迷美色，盲目信任安禄山所致，有人认为是安禄山过于狡猾，善于蒙骗，还有人认为是李隆基听信奸臣杨国忠、宦官边令诚，先冤杀镇守潼关的高仙芝、封常清，后逼迫哥舒翰出关应战，致使中央二十万大军陷入叛军圈套，潼关失守，长安陷落。
小编看来，这些不过是表象外因，深层次的原因是唐朝长期实行的“外重内轻”的节度使制度和募兵制的结合，这种体制机制缺陷最终导致安史之乱。
换言之，只要这种制度还在，即便没有安禄山，还有李禄山、王禄山等等。
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安史之乱的爆发是问题长期累积的结果，我们追根溯源，会发现这一历史必然规律。
土地兼并和均田制的破坏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在分析节度使和募兵制前，要了解李隆基执政时期的经济制度——均田制。
说白了，底层社会经济矛盾是决定统治阶级决策机制转变的关键，并影响帝国未来的走向。
均田制最早可追溯到北魏，北魏统一北方后，鉴于中原长期战乱，人民流离失所，田地大量荒芜。
为保证国家赋税来源，公元485年孝文帝推行均田令，政府把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作，农民向政府交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
均田制本质就是土地国有制，农民有使用权，种植收益是农民的，作为交换，农民要给政府缴税以及服役。
北魏以后直到隋唐都沿用这一制度，不过到李隆基执政后，均田制实行不下去了。
开元盛世的到来虽然使社会生产力大幅提高，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但贫富差距也在拉大，土地兼并空前盛行。
国有土地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转化为私有土地，政府控制的土地日益稀少，政府已无地授田。
而均田制的基础就是政府手中握有大量土地向农民分配，如果政府都没地了，均田制根本贯彻不下去。
无地农民要么成为流民要么成为为地主打工的佃农。
另外，李隆基在开元后期志得意满，大兴土木，营建宫殿，对外征伐，徭役兵役繁杂，农民不堪负重，纷纷逃亡，土地大量抛荒。
均田制破坏的后果除了激化社会阶级矛盾，还使得与其相辅相成的府兵制瓦解。
从府兵制到募兵制，军力从外轻内重到外重内轻
北魏通过均田制使农民安居下来，不过为了抵御外辱，维持一个可靠的军事力量也是十分必要的。
北魏分裂成西魏和东魏后，西魏在权臣宇文泰的主持下实行府兵制，该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兵农合一。
农民平时耕种土地，农闲进行军事训练，全国都有负责府兵选拔训练的折冲府，战时身份转化为府兵，随同军队打仗，参战的武器和马匹全部自备。
唐朝初期是府兵制的鼎盛时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他们不仅是军队的骨干，也是宿卫京师的重要力量。
在当时，全国共设置634个折冲府，其中有261个位于关中，负责保卫京师长安安全，保证唐室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及其政权，军力呈现外轻内重的特点。
但府兵征发对象主要是均田农民，随着土地兼并和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征点制失去了赖以实行的经济条件。
再加上战事频繁、防御线拉长，原来驻防有一定的轮休期限，后来常被强留，时间无限延长，导致军士逃亡、农民逃役现象严重。
到李隆基开元时期，折冲府能够收集的府兵越来越少，749年天宝年间，折冲府已无兵可交，最终在755年，运行了二百余年的府兵制正式废止。
但是帝国若想维持广阔的疆域必须有数量庞大的军队力量作为保障，所以在府兵制衰弱的同时，李隆基在时任宰相张说的建议下，于749年实行募兵制。
即由国家招募成年男性当兵，供给衣食，免征赋役，通过实现军人职业化，一方面减轻了农民的兵役负担，另一方面节省了府兵往来路途的消耗。
这种类似雇佣兵式的职业军人道路，使帝国军队战斗力得到极大提高。
不过募兵制的真正目的早已不是唐初以前的拱卫中央，对外防御，而是对外征战，维护边疆，这就导致帝国中心与边疆力量的此消彼长。
唐初全国府兵68万，京师附近便有26万，而李隆基天宝元年（742年），全国军队60万，边疆就有49万。
同时募兵制的发展却不完备，缺少轮换，监督和年限机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节度使和将领的收买笼络，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
久而久之，导致士兵只知将帅，不知朝廷，募来的兵逐渐成为边关将领的私人军队。
中央权威的弱化增加了边疆的离心倾向，看似繁华的帝国正失去其内在的稳定性。
节度使——新兴军事割据利益集团的崛起
节度使制度早在北周和隋朝就已出现，是帝国内部重要地区的节制调度的军事长官，最初设时只负责管理调度军需。
虽然是主管军事防御的长官，但直到高宗、武则天时代也未形成气候。
节度使真正发展壮大是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而这和当时的边疆形势密不可分。
起初李世民在位时，采用主动出击、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以骑兵进行长途奔袭、击其不备，所以在那个时候，拥有一支比游牧民族更为精锐的骑兵部队是唐朝军事力量发展的目标。
从李世民到李治，先后剿灭东突厥、薛延陀、西突厥、高昌、高句丽等周边国家，对外战略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扩张进攻态势。
到李隆基时期，大唐经过几代帝王的努力，疆域范围东临东海，控制朝鲜半岛，并对日本施加影响，南抵越南北部平原，西达中亚河谷，北至俄国贝加尔湖。
帝国的扩张已到农耕民族能够施加影响的极限，再加上吐蕃、突厥、奚、契丹等少数民族开始不断袭扰唐边境地区。
所以李隆基的对外战略是要巩固既得利益成果，因此唐边境的军事形势发生了从扩张到防御的战略性转变。
为了整合边疆军事力量，李隆基对边境的军事行政体制进行改革。
首先提高节度使的权力，将节度使任职长期化、职权辖区化、镇所固定化、官衔正式化，把那里的数州并为一个军事战略防区，组建边防重镇。
节度使一跃成为边境最高军事长官，光有兵不够，还要有支持军队运转的钱。
当时物资保障和财政大权还是在中央手里，但是帝国疆域太辽阔，比如远在中亚的安西节度使距离长安万里之遥，等物资钱粮到了西域已经猴年马月了。
而节度使不能及时解决自己防区内军队的后勤供应，影响了他们调动、指挥军队的权力，削弱了唐军的战斗力。
在这种情况下，唐中央政府不得不把防区的财政权力转给节度使，后来又把食盐资源的管理权交给节度使。
节度使在掌握兵权和财权后，由于还没有行政权，对他们完成军事任务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到天宝年间，李隆基把行使监察刑狱的采访使改由节度使“一人兼领之”的体制，将所有地方州郡的行政官僚全部纳入节度使管辖范围。
这是李隆基根据北部边防军事需要对节度使权力的又一次扩大，不过此时的节度使已取代唐初关陇集团，成为新的军事官僚权贵。
而募兵制与节度使的结合，对唐朝绝对是一个灾难性后果。
开元时期被征戍边的士兵称为“长征健儿”，长期服役的健儿逐渐取代定期轮番防边的府兵。
但是，边防重镇到底各需要多少兵力，中央政府往往并不十分清楚，当政府分配的兵额不足时，各节度使自行就地募兵就成为必然。
而节度使募兵的来源相当复杂，主要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无职业的流浪人、亡命无赖。
这些士兵一般都终身从军，兄终弟继，父子相承，世代以军旅为家。由于节度使掌握着他们的生杀、赏罚、升降大权，这就导致雇佣兵对节度使的依赖性很强。
以至于他们“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于是节度使们便逐渐培养起只忠于自己的亲兵部队。
而恰巧从开元到安禄山反叛前是唐朝又一个对外取得大量军事胜利的时期，帝国与周边各族四面作战，取得骄人战果。
在北面攻灭后突厥，东北降服契丹、奚作战，西部多次大破吐蕃，但同时节度使的权力也不断扩大。
节度使不仅集军民财三权于一身，且常常一人兼统两至三镇，辖区内专行杀伐，受命时赐双旌双节，府树六纛（大旗），威仪极盛。
天宝年间北方逐渐形成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8个节度使区，加上剑南、岭南共10镇。
其中:安西节度使管理西域，统兵二万四千人。北庭节度使防御北方的突骑施和坚昆，统兵二万。以上两镇内外相连，专对西域天山南北两路的诸国。
河西节度使隔断吐蕃与突厥两国间的交通，统兵七万三千人。以上一镇兼顾西方和北方两个强敌，主要是防御吐蕃，守护河西走廊。
朔方节度使防御突厥，统兵六万四千七百人。河东节度使也是防御突厥，统兵五万五千人。以上两镇互相应援，专对突厥。
范阳节度使压制奚、契丹，统兵九万。平卢节度使招抚室韦、靺鞨，统兵三万七千五百。以上两镇专对东北诸部，主要是对奚、契丹。
陇右节度使防御吐蕃，统兵七万五千人。剑南节度使西抗吐蕃，南抚境内各少数族，统兵三万九百。以上两镇专对吐蕃。
岭南五府经略使安抚境内各少数族，统兵一万五千四百。
当时帝国军队规模六十万人，而边境各节度使总兵力多达五十万，而安禄山一人更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拥兵二十万，兵力在节度使之中最强。
而广大内陆地区几代人不见战争，不到十万人的军队根本无任何战斗力，这种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渐渐形成地方威胁中央的危机。
所以安禄山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在极度膨胀的个人野心驱使下走上造反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