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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望历史，总会获得一种悲凉的感受。因为我们知道那些名流大夫的宿命，知道他们无论多么惨淡或丰富的人生经验都终将走向消亡。可即便如此，那些曾经在历史舞台上展现出自己人生光辉的人物，就像夜空中闪耀着光芒的星星。哪怕历经千年也不曾蒙灰而失色。宋朝作为历史上少有的非常重文的朝代，出现了不少卓越的文化名人。我们从小熟知的“砸缸”司马光就是其中一位。
文质彬彬这个词是出自《论语》。孔子认为，一个人太质朴而少学识，就会粗鲁。相反，一个人若是文采太重也难免会流于虚伪。质朴和文采相得益彰才能是君子。司马光就是这样文质彬彬的人。
司马光的父亲是司马池，真宗景德二年的进士，仁宗时期做知府。在史料中有提到，相传司马池是西晋平献王司马孚的后代。祖辈司马阳葬在了山西夏县，所以司马池一脉成为了夏县人。司马池小时候就很与众不同。他早年丧父却将父亲留下的数十万家产分给了宗亲，只专心念书。可见，司马池是一个不看重钱财志存高远的人。
司马池入朝为官以后，也不求加官进爵，仁宗称他“人皆嗜进，而池独嗜退，亦难能也”，是朝廷中的清流之士。后来司马池在杭州任职时，受到了张从革的关于他处事不当的弹劾而被贬职。后来张从革的亲戚犯错受查，本有机会借此拖张从革下水的司马池却没有写扎子弹劾张从革。司马池为官的心中并没有个人恩怨，只有为人的公正廉洁。
司马池第一次考中进士，在殿试前收到了母亲过世的消息没能参加殿试。第二次再次考中进士后去永宁县做了主簿。二十六岁得子司马旦，年近四十岁得子司马光。在司马光二十二岁的时候去世。司马池去世后，长司马光十三岁的哥哥司马旦承担起了父亲的角色。
哥哥司马旦受父亲庇佑做过秘书省校书郎，郑县主簿，后来一直在山西做官。司马光在洛阳，司马旦在夏县，二人也互相走动。弟弟去世的第二年，司马旦紧接着去世了。此前司马光被朝廷委任门下侍郎，司马光原本要推辞，是司马旦劝解他，要为君王出力不能推辞。司马光顿悟，前去赴任。
司马旦为人正直且与人为善。他曾接济一位因罪丢官的官员家人生活，还帮助他女儿出嫁。哥哥的为人处世之道给司马光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从史书上我们可以看出司马一家尽是忠厚、刚正不阿之人。是这样的家庭氛围塑造了司马光君子之风貌。
2、司马光的教育经历
司马光很早就受到了父亲的教育，很喜欢读书。小司马光很严肃，宛如小大人一样，对《左氏春秋》很感兴趣。七岁的时候就能讲出《左氏春秋》里的故事大概。宋朝的小神童很多，和司马光同朝为官的宰相文彦博小时候懂得灌水取球。而司马光小时候也懂得砸缸救人。我相信这种智慧不仅仅是源自小孩子的机敏，更是源自当时宽松的文人社会环境提供给孩子丰富的学习内容和开放的教养方式所带来的影响。
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里提到五六岁的小司马光被父亲教育的事情。小司马光玩核桃，他姐姐想替他把皮儿剥掉，没能扒下来。他姐走后他家婢女用开水将核桃皮烫掉。他姐姐回来问是谁剥掉的。司马光却说是自己剥的。然而司马光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司马池瞧见了刚才那一幕。严声呵责司马光小小年纪怎得撒谎！这个事情给司马光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此后的几十年里，司马光诚恳如一，皆源于此。成年后的司马光卖马，虽然马看上去色泽很好也很高大，但实际上生过肺病。司马光坚持让仆人如实告诉买家，不得隐瞒。
家庭环境的影响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十分重要。孩子的世界观是没有对错的。如果无法及时纠正，那日后带来的隐患无可估量。司马光所受的教育也绝非仅仅是有记载的这几件。更为深刻的影响他一生成长的是司马家所受到的儒家文化熏陶。
司马光娶了尚书张存之女，育有一子司马康。司马光见奢靡之风四起，写了一篇家训专门告诫儿子要“以俭立名”。司马光拿自己中进士戴花说起，到当朝李文靖，张文节，再到先贤正考父、孟子等阐明了俭的重要性，侈的毁灭性。一千多字的敦敦教诲，侧面反映出了司马家对子孙教育的重视程度，也更加深刻地体现出司马光“克己”的程度。正是因为这样的儒家思想，才能有士大夫们“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领悟。并且向后影响了一千多年。
1、初入庙堂，孝字为先
1038年，快二十岁的司马光高中进士，比王安石大一届。刚刚进入朝堂，司马光去陕西他父亲旁边的县城当判官。所以经常去隔壁县看父母。1039年，司马池调去了杭州，司马光就请调去了苏州。同年，司马光的母亲去世，司马光开始了三年丁母忧。1041年，司马池去世，司马光扶灵回到了夏县，为父丁忧。司马光的青年时光，从二十岁到二十六岁，他本应在官场历练，却痛苦地经历了双亲相继去世。等到服丧期满，他回到朝堂的时候，党项人李元昊建立的西夏国已经成为宋朝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
回到朝堂的司马光被派去了地方做判官、监主簿，任职两年。后被庞籍推荐回京做大理评事。庞籍是司马池的朋友，在司马池死后，很注重培养司马光。在庞籍做枢密副使时贝州王则发起农民起义，司马光就给庞籍写了一封《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论以胁从之人，有能捕斩首恶，若唱先出降者，待以不次之赏。”二十八九岁的司马光有一腔政治热情。1051年，庞籍把司马光派去做馆阁校勘。从这里开始司马光开始以官方的角度接触古籍文献，后来做了史官。
庞籍被罢相后，贬去了山东做知州，司马光就随之去做了典学。次年，庞籍去了并州，司马光也就改任并州通判。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令司马光无法释怀的事情。宋和西夏边界不安宁，但中央又不想出兵干戈。司马光在巡视边境时听信了贡生的建议，给庞籍出主意，建议修筑堡垒，拒绝互市。这边庞籍还在犹豫，毕竟边境事情比较敏感，还未下指令，边将郭恩就出兵攻打西夏，结果惨败。事后庞籍护了司马光，自己被贬，司马光被调回中央。
回京的司马光几次上奏仁宗请求承担责任，但庞籍一人揽过了所有罪责。足见，庞籍是把司马光当儿子一样看待。为官时处处提携，获罪时也不忘撇干净司马光。于司马光而言时是师是父。但不得不说，司马光朝中的这十几年被庞籍保护得太好了。在他羽翼下成长的司马光，失去了本应属于他刀枪剑戟般的官场历练。于司马光的一生而言，也说不出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司马光在庞籍死后，尽心孝敬他的妻子，如同对待母亲一般。很难不说，这种行为是受哥哥司马旦的影响。
1058年，快四十岁的司马光在开封府做推官，做了两年后，改做起居舍人，专门记录皇帝言行，君臣进对，也做知谏院的谏官。因为仁宗没有儿子，总也不立储，司马光身处舆论中心处，自然也要承担起谏官的职责，多次上书提醒皇帝子嗣的事情。说的次数多了仁宗也很烦，就把司马光派去了中书省。
仁宗驾崩后，英宗即位，他的执政生涯就坚持了四年。年轻的神宗坐上皇帝的宝座，希望大刀阔斧地创造一番新天地。他的执政理想和王安石不谋而合。王安石的万言书虽没没有被仁宗看重，却被神宗封为瑰宝。王安石开启了他的“熙宁变法”。
司马光和王安石虽为嘉祐四友，但早在包拯手下做判官的时候他们俩就显出了不同的性格。两扎不同的给皇帝的信更加看出二位的价值观差异。于司马光而言，钱是省出来的。而于王安石而言，钱是赚出来的。司马光认为想要国富不能坑百姓，王安石的变法恰恰会损害百姓的利益，是在“夺民利”，尤其是青苗法。司马光曾写书给王安石告诉他变法的诸多弊端。王安石则回道：“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士大夫们因循守旧，只求表面一团和和气气，他王安石无法做到，改革势在必行。1070年，司马光同王安石，同神宗据理力争无效后，自请离职。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书，在史书界的地位非常之高。南宋胡三省评价道“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而起初在编撰《通志》时，司马光的意图还是想要上呈皇帝，以期警示帝王。虽然宋神宗拿到书的第二年就去世了，但是《通鉴》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064年，英宗元年，司马光呈《历年图》，1066年，英宗三年，司马光呈《通志》。英宗看了大喜，希望他能继续修下去。并且支持他办书局，可借阅皇家藏书。小时候的司马光喜欢看《左氏春秋》，加上多年以来的文化素养，使得司马光积累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学识。这些促成他把撰写《通志》当成了后半生的人生追求。
司马光自请离京去了陕西做知军，后来好友范镇因反对王安石被罢官，司马光呈给神宗谏言以鸣不平。他希望皇帝能及时止损，并且此前也将自己在地方因变法而导致的不公见闻一一上达给神宗。可诸多作为依然无法撼动神宗改革的决心。心灰意冷的司马光退到洛阳，不再参与政事议论，安心修书。
近十九年的史料分析耗费了司马光全部的精力，“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我们所能看到的成卷，必然是司马光一众在背后逐一复核审定过的。史书的编纂不仅需要出处，更多的是佐证其实。这背后的辛苦我们无法想象。毕竟即便是信息数字化的今天，这都是不小的工作量。编写完《资治通鉴》，司马光已经六十五岁了，此时的他“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
、司马光的历史观
在王安石猛力推进改革的时候，司马光在史书里试图寻找到一条能帮助大宋王朝解决问题的出路。所以《资治通鉴》里我们能看到政变、中兴、复辟等兴亡故事，是一本给皇帝看的教科书。而作为一名儒家士大夫，司马光的心里“礼法”尤为重要。《资治通鉴》里卷一提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这个礼就是纲纪。而纲纪就是所谓的“名义”，是约束力，是行为上下限的价值观。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看礼法，我们知道它缺失了立法的强制力。可仔细想来，如今的法制不能丈量出文化思想所能达到的高度。儒家思想对于公序良俗和社会稳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其他意识形态无法企及的深刻。其内核直到现在仍有参考的意义。
、张居正讲《资治通鉴》
明朝张居正再给万历皇帝当老师的时候，选的读本就是《资治通鉴》，后经整理成《通鉴直解》。同样作为神宗的大臣，一位是宋神宗，一位是明神宗。历史总是相似在神奇的地方。难得的是这两位相臣都怀有救世之心。张居正在给小皇帝讲授《资治通鉴》时循循善诱，逐字翻译，并加上背景人物介绍和行为点评。相信张居正绘制《帝鉴图说》的灵感应该也是源自此。
参考文献《宋史·司马池传》《宋史·司马旦传》《宋史·司马光传》《邵氏闻见后录》《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训俭示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二·嘉佑七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九·元祐元年》《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