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068年，宋神宗第一次见到王安石。早在当皇帝之前，他就经常听身边人说一些关于朝政、经济、社会的犀利观点，当他虚心求教时才知道，那些观点全部来自王安石。
彼时，王安石只是外地小官。22岁考中进士后，他没有争取留京指标，而是背起包袱走向地方，那是最接近泥土的第一线。26年来，王安石在基层努力工作，发现了很多帝国的病灶。
王安石给每一个病灶都开出了药方，而且都能药到病除。前人使用过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被他试验过无数次。于是，他向朝廷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方法，建议在全国推广。当时的皇帝是宋仁宗，他被接班人的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哪有心思管这些事情。
事情虽不成，王安石却已经名满东京。宋神宗登基几个月后，就把王安石召回朝廷，任命为翰林学士。
有一天散朝后，宋神宗把王安石单独留下私聊。王安石说：“陛下，大宋有很多问题。士兵大多是无赖，官员尽是庸人，至于理财不说也罢。幸好周边国家也是半斤八两，要不然我们就危险了。”然后他斩钉截铁地抛出结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不久后，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变法正式拉开大幕。
02
宋朝穷，不是说宋朝经济已经到达了崩溃的边缘，而是朝廷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造成财政匮乏。
宋朝采取“与士大夫治天下”，优待官僚集团。在宋朝，只要一人当官，全家都能受益。从宰相到大夫，都有资格让子孙、亲戚做官。开国功臣曹彬去世，换来家族20多人做官的资格；李继隆去世后，也荫庇了几十人。再加上科举扩招、卖官鬻爵、商人授官，宋朝官员的数量急剧膨胀。
宋真宗年间的官员数量是9700多人，到宋仁宗年间就涨到17000余人。这还只是有级别的正式官员，待岗、候补的更是不计其数。
更重要的是，朝廷给官员的工资都很高。据史书记载，宋朝工人、农民的平均月收入是1800钱，只够一家人糊口。而一名九品官的工资能达到12000钱，宰相就更夸张了，月工资是40万钱，这还不算其他补贴、福利。都说宋朝是读书人的天堂，由此可见一斑。
相比冗官，冗兵也是大问题。
宋朝初年，边疆有辽国、西夏在闹事，朝廷不得不在边疆屯驻重兵，再加上中原无险可守，只能增加禁军数量来保卫东京。为了防止农民起义，每逢灾年，朝廷都会到灾区招兵。把青壮年都安抚好，想起义都找不到人。
宋朝逐渐形成辽国、西夏、东京三大重兵区。有多少人呢？100多万。
宋太祖年间，全国士兵共有37万，其中禁军19万。仅几十年后，这个数字就翻了三倍。宋仁宗年间，全国士兵共125万，禁军82万。125万士兵的粮草、后勤、补贴、装备在任何时代都是一只吞金兽，在农业社会足以拖垮整个国家的财政。
冗费则来自皇帝、官员的奢靡浪费。
皇帝嫁女儿、娶儿媳要气派吧？庆贺太平盛世要办舞会、酒宴吧？各部门要不要经常考察、旅游啊？除了正式官员以外，那些办事员、科员等“吏”是没工资的，但也得养家吧？只能靠贪污受贿了。
教科书上把“冗官（员）、冗兵、冗费”说得干巴巴的，可一旦设身处地地想想，真是不寒而栗。宋朝经济再发达，也承担不起这么重的负担啊！
03
宋朝的花费很大，可收入有限。
780年，宰相杨炎建议唐德宗施行“两税法”，废除“租庸调制”，只根据土地占有量和财产多少来收取地税和户税。后来因为家庭财产根本没法统计，只能计算看得见的土地，所以“两税法”逐渐只征收地税。
为了扩充财源，唐朝建立起盐铁专卖制度。进入五代十国，各个军阀为了筹措军费，把专卖制度更加发扬光大。而这一切都被宋朝继承了下来。
反正是按照土地收税，只要有人种地就能收到钱，也就没必要搞什么分田地之类的事了，这也是“不抑兼并”的国策由来。可问题是，有一帮人不需要交税啊。那几万名官员和亲戚、朋友占尽国家红利，却不用付出一点代价，而兼并土地的急先锋也是这帮人。
宋朝初年，交纳地税的自耕农占人口的一半左右，到宋仁宗末年只剩下三分之一，不用交纳地税的耕地占70%。根据“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原则，地税只能减少，绝对不会增长。
幸好还有专卖制度。除了盐、酒、茶等人民群众的刚需产品，朝廷把矾和香料也纳入了专卖体系，或直接垄断，或寻找代理商，反正能赚钱就行。垄断的利益是巨大的，宋朝把专卖制度发展到极致后，收入一度占到财政总收入的60%到70%，地税只占一小部分。
宋朝的富裕和商业繁荣大抵来源于此，在那个没有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的时代，一旦把垄断做到极致，专卖的潜力也就挖尽了。
红利消失殆尽时，大致是宋仁宗末年。几年后，宋神宗继位称帝，面对的是一幅惨淡光景：地税早已枯竭，能维持下去已经不容易，均田免粮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专卖制度也没有增长点，红利到头了。可朝廷的开销在不断增长：官僚体系越来越庞大，朝廷越来越奢侈，军费开销有时占财政收入的80%……所谓“百年之积，唯存空簿”是也。
这样的大宋朝，可真是穷到家了。
04
每一个封建王朝走到中期，都会面临一个选择：变法。
在地税枯竭、专卖无法增长的既有情况下，王安石另辟蹊径，提出“理财”的概念，想在既不增加地税伤害农民，又能增加财政收入中寻找新的平衡点和增长点，也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说起来复杂，其实也简单。方田均税法：清查土地占有情况，向既得利益集团开刀，让多占田者多纳税，少田、无田者减轻负担。
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都是之前王朝用过的办法，朝廷把仓库中的粮食和钱拿出来，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既便民，又生财。
保甲法、保马法：建立严密的基层组织，可在必要时征召庞大的民兵队伍，又把经营不善的国营马场下放给基层经营。
免役法（募役法）：出钱免除劳役，官府再雇人干活。
王安石希望用国家的力量来影响市场，最终达到民间和朝廷力量的再次平衡。虽然不像汉武帝一样搞得“中产之家皆破”，但足以为帝国续命。
变法铺开以后，“青苗法”每年能带来将近300万贯收入，“免役法”也能带来将近400万贯，各项变法收入加起来，最终积蓄了可供朝廷使用20年的财富。但这也到此为止了。“王安石变法”触动了利益集团的表面，却远远没有触动灵魂。
05
王安石自诩“理财”，其实是劫富济贫。在他的理想中，老百姓是不用加赋的。但财富总量是固定的，既然不从老百姓手里拿钱，那就只能从利益集团手里要钱。
在变法的过程中，迎接挑战、攻击是必然的，这时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人来支持王安石。很不幸，宋神宗不是一个好领导。
满朝文武和天下富人都是旧体制的受益者，现在突然冒出来一个王安石，怎能容你？于是所有人都反对变法。司马光公开批评王安石，韩琦上书否定变法，富弼辞职，就连苏轼都差点因为“乌台诗案”送命。
面对这样的攻击，宋神宗扛不住。站在宋神宗的角度上看，其实也能理解：所有朝堂重臣和一个王安石，到底该如何取舍，其实不难。不是所有人都有魄力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后代的幸福。如果有一个强力的君主支持，王安石就能成功吗？至少有一部分不行。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和商鞅、杨炎、刘晏都不一样。他们或是砍掉既得利益阶层，或是重新建立财政来源，只要有强力君主支持，是可以办到的。而王安石是用市场来调节。根据现代商业的经验，要想完全市场化，就需要有完善的金融机构。存钱、贷款找银行，损失理赔有保险，对不对？
按照变法的内容，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等法令，应该由银行、国企来执行，他们具有专业的知识和信誉。变法的一部分内容本质上是商业行为，可宋朝毕竟是古代王朝，没有先进的金融机构，除了垄断专卖，也没有繁荣的工商业，因此只能交给官吏来执行法令。
用行政命令直接指导商业行为，往往会产生腐败、粗暴、强制性摊派等问题。比如青苗法，官吏怎么能知道谁需要贷款呢？如果不是需要贷款的农民主动，即便他们一家一户查找，官吏也不会知道到底该把钱借给谁。由此造成指标摊派，随便找几个人算了。需要的人借不到钱，拿到钱的不需要，真是缺了大德了。
归根结底，是这部分法令太超前，宋朝的社会组织根本不兼容。就像一台20世纪90年代的电脑，都老掉牙了，你非要拿来玩最高配置的《王者荣耀》，不死机才怪。
没有强力的君主支持，没有健全的金融机构来运营，不论是地税或理财，都没有成功的可能。王安石没错，他只是生错了时代。
06
变法，往往会引起党争。当司马光、韩琦、欧阳修等朝廷重臣都反对变法时，王安石只能找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人寻求帮助。
两派人围绕变法斗得腥风血雨，有的人是理念不同，但大部分人只是单纯争夺利益。权力、地位、家产、土地……每一项都值得以命相搏，更何况他们各自身后都有庞大的追随者。
司马光经常批评王安石，其中有一条很搞笑：“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表面来看，地域歧视实在不符合司马光的修养，可如果把党争放到利益之争中，就明白了：只要把对方打倒，不惜一切代价。
日积月累，新旧党争形成了惯性。宋神宗去世后，高太后启用司马光打击新党；高太后去世后，新党复辟，向太后随即扶持旧党，宋徽宗扶持新党蔡京。
高层不稳，政策没有连续性，什么都干不成。宋朝在“新旧党争”中折腾，错过了最后的机会，再加上宋徽宗奢靡无度，就是神仙也没办法。
07
60年前，王安石对宋神宗说：“国家能太平无事，只是辽、西夏也好不到哪里去，大家都是半斤八两而已。”言犹在耳，女真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起兵、灭辽、攻宋一气呵成，再也不是当年比烂的时代了。
1127年，开封城破。宋徽宗、宋钦宗、皇后、亲王、公主、驸马和满朝文武等几千人，全部被押送到北国，4月到达黑龙江会宁府。徽钦二帝、宗室、后妃、公主全部袒露上身，披着羊皮，在完颜阿骨打的庙前行牵羊礼，有人因受不了侮辱而自杀。
千里之外的中原，享受170年朝廷福利的士大夫们，也被金兵肆意屠戮，犹如砧板上的猪羊一般。没有胜利者，所有人都是失败者。
这一切在赵匡胤黄袍加身时就早已注定。但在60年前，宋朝有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所有人都没有珍惜。
（摘自《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 温伯陵/著 台海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