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曾经有一男一女两个保镖,都非常厉害。以前我写过一文介绍李世民的女保镖高惠通,此女武功高强,相貌不凡,是李世民仇人之女,但李世民却敢于让她做贴身保镖,并将之纳为妾,传为美谈。今天我再说说李世民的男保镖刘仁愿,他的故事就大不一样了,传奇色彩中带着挥之不去的悲凉。
刘仁愿出身颇不凡,他乃西晋时期匈奴族右贤王刘豹之后,其家族一直住在陕西绥州,是绥州著名的豪杰。李世民贞观年间,有一天到弘文馆去挑选右亲卫,一眼就瞧中了正在弘文馆学习的刘仁愿,于是刘仁愿成了李世民的贴身保镖。
史书记载,一次,唐太宗外出巡视,刘仁愿陪同在侧,路遇一野兽李世民仪仗虎视眈眈,刘仁愿走上前,徒手与猛兽搏斗,将它赶跑,于是得到唐太宗的赏识。可惜,史书上没有说明是什么野兽,也没有描述搏斗过程,不然会十分精彩。
李世民做皇帝后,一直有征服高句丽的想法,贞观十九年(645年),他亲率大军征伐高句丽,未能成功臣服,但刘仁愿在这次行动中表现出色,李世民封刘仁愿为上柱国及黎阳县开国公。后来,李世民又派刘仁愿跟随李勣、程知节、苏定方等名将征伐四方,均有不凡表现。
但刘仁愿最在意的是征讨高句丽,征高句丽是刘仁愿建功立业的起点,但高句丽未能成功收服又是一种遗憾。刘仁愿一心想着帮唐太宗抹掉此生遗憾,可是自征高句丽回国,太宗身体每况愈下,无力再领兵东征。公元649年,太宗病逝,传位于九子李治,刘仁愿悲痛之余,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青年皇帝李治身上了。
唐高宗李治继位后,决定继承父皇遗志,收服朝鲜诸岛。当时,朝鲜半岛上三个国家,从北到南依次是高句丽,新罗、百济。由于高句丽与唐接壤,对唐有潜在威胁,所以唐决定不惜代价拿下高句丽,解除威胁;而由于高句丽的南面临海国家是百济,唐又决定先占领百济,然后对高句丽实行南北夹击。
公元660年,刘仁愿为副职,随邢国公苏定方东征百济,百济不是唐军对手,大败,国王、太子、百官700余人受俘而臣服。唐政府命刘仁愿率一万军留守百济都城泗沘城,以稳定局势,百济旧臣见刘仁愿兵少,居然发起百济复国运动,并到高句丽和日本搬救兵,围攻刘仁愿。刘仁愿兵力不足,只能一面坚守待援,一面向朝廷求援。唐高宗命青州刺史刘仁轨、右威卫将军孙仁师往救。
公元666年12月,李治决定彻底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于是派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攻打高丽,次年,熟悉朝鲜事务的刘仁愿也得到任命,李治要求他从南面进攻,南北夹击。刘仁愿不负圣命,指军本部人马节节胜利,668年6月,高句丽二郡十二城投降刘仁愿,均纳入唐朝版图。刘仁愿完成了李治交给他的任务。668年9月,整个高句丽被唐军平定,李世民、李治征服朝鲜的梦想得以实现。
三、受唐高宗李治的猜忌,结局悲凉
刘仁愿功劳大,升迁快,朝廷有人不高兴了。在刘仁愿第2次攻灭百济回朝后,就有流言说他“图谋割据海东”。这只是流言,唐高宗不可能根据流言就处罚一个将军,但唐高宗瞪着警踢的双眼,开始观察他了。可叹,武将出身、性格直爽的刘仁愿却没把流言当回事,他在李治的“敏感期”连续做了二件错事:
第一件事,刘仁愿热衷于留守百济,并与刘仁轨发生争执。
百济覆灭后,刘仁愿班师还朝,由其属下刘仁轨镇守百济。664年,刘仁愿奉命入百济与刘仁轨“换防”,不知为什么,刘仁轨却不愿换防,坚持由自己继续留守百济。刘仁愿则坚持要换,两人相持不下,刘仁轨便上书唐高宗,要求由自己留守,高宗答应了刘仁轨继续留守。这件事本来刘仁愿做得没错,但唐高宗心里怎么想呢?唐高宗会结合之前的流言看待刘仁愿,认为刘仁愿“果然有图谋割据海东之意。”这样的心理,刘仁愿却并未察觉。
667年7月,刘仁愿得到东征高句丽的命令,立即赶往朝鲜,然后从南往北进攻高句丽,可是这个过程稍稍慢了些。李治便以“逗留不赴”的罪名,于668年8月派人将刘仁愿押回长安。
回长安后,刘仁愿在唐高宗面前辩解,高宗不愿听辩解而下令处斩,后又觉得有如此大功而处死不妥,改为流放今云南姚安,姚安的具体位置,在现在云南省的楚雄彝族自治州西北部。
至于刘仁愿遭流放后的结局,十分悲惨,史书记载只有5个字“后不知所终”,也就是说,没有人知道刘仁愿到了那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过得如何,是生是死?一代名将,就此殒落,让人唏嘘。
唐高宗时代的御史兼诗人贺遂亮,称赞刘仁愿“既负英勇之材,仍兼文吏之道。”武则天时期的“女宰相”上官婉儿则评价刘仁愿“可谓君子矣”。可见,唐时人们对于刘仁愿所谓的“图谋割据海东”的流言是不认可的。还有,为了纪念刘仁愿的军功,唐军在百济为他立了一座石碑——《唐刘仁愿纪功碑》,仔细记录了刘仁愿的功绩,到今天还挺立在朝鲜半岛上。这对于刘仁愿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安慰。
刘仁愿的悲剧在于,他身为高官猛将,只知奋力建功立业,不知如何揣摩圣意、避嫌避功。这到底是刘仁愿自己的悲剧,还是朝廷的悲剧?
参考文献:《刘仁愿纪功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