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崇祯皇帝身后事:葬于贵妃墓,清代改帝陵

崇祯皇帝身后事:葬于贵妃墓,清代改帝陵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许馨予

明十三陵中的最后一座帝陵为思陵,是崇祯皇帝朱由检与皇后周氏、皇贵妃田氏的合葬墓。思陵的面积在明十三陵中最小,也是唯一的帝后与嫔妃的合葬墓。思陵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此陵寝原本就是皇贵妃田氏的墓地,崇祯帝死后,李自成起义军就把崇祯帝葬在田妃墓,后来清朝才将其改建为帝陵。

思陵 摄影:甘南

在风雨飘摇中即位的崇祯帝,直到自杀时都认为“朕非亡国之君,皆诸臣误我”。后世对他的治国能力褒贬不一,但公认是勤政的。其实,封建王朝持续二百余年后,就已积弊重重,非个人所能挽回。崇祯帝的悲剧在于他是明末帝王,明亡的祸只能他来背。

从5月30日本版开辟“明陵秘境”专栏,到今天结束,共刊登了10期,把十三陵未开放的10座帝陵向读者作了介绍,以此纪念十三陵申遗成功20周年。

积弊难返 图治得乱

朱由检是明光宗朱常洛的第五子,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生,天启二年(1622年)封信王。与兄长朱由校的骄纵不同,少年时期的朱由检热爱读书,而且生活节俭。为节约开支,他常常派人到宫外采购食品和用品,而且会仔细询问账目情况,直到他做皇帝多年之后,说起宫外小吃价格,他仍记得很清楚。

被封为信王后,尽管不涉政事,但朱由检仍不得不处处小心。天启六年(1626年),权势正盛的魏忠贤展开了对皇后张氏的攻击,诬陷张皇后的父亲张国纪“谋立信王”,尽管此事最终并未波及朱由检,但使朱由检深刻意识到自己虽贵为亲王,仍免不了被宦官所制的愤慨和无奈。

崇祯皇帝朱由检画像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检即皇位于中极殿,次年改年号为崇祯。或许是目睹了兄长不问政事,让魏忠贤和客氏手握大权的害处,朱由检即位后,将政务、军事、人事等各项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尽管即位时实际年龄尚不满十六岁,却“太阿独操”,迅速铲除了魏忠贤和阉党在朝中的势力,一时间获得了“英容中兴之君”的美赞。

然而这位“旰食宵衣,恭俭辛勤”的君主却没能挽大明于将倾,他刚愎自用、敏感多疑,这也是后人认为他“图治”却“得乱”的重要原因。他笃信天命,刚刚铲除阉党后竟通过“枚卜”(即抽签)的方式选定内阁,自然灾害频发时,他没有办法减少危害,只能不断下《罪己诏》,寄希望于上苍的怜悯。幼年丧母,童年的经历使他难以信任他人,在朝政上便体现为频繁的人事调动和政策更改。朱由检在位期间,先后更换了50多位阁臣,六部和都察院官员的调动同样频繁,在政策制定上更是反复无常,曾任文渊阁大学士的黄景昉评价他“朝更夕改,自出而自忘之,先帝用人行政往往如此”。

史学家孟森有“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的论断。崇祯十七年(1644年),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终于走向了历史的终点。面对汹涌而来的起义军,朱由检坚持到“国君死社稷”。三月十八日,起义军已攻入城中,朱由检在宫中撞钟召集群臣,但无一人上朝。终于,朱由检明白自己已走投无路,遂穿上蓝色道袍,命皇后与嫔妃自尽,然后带着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登上紫禁城后的煤山,在一棵歪脖子树上悬绫自尽,王承恩随后也在对面一棵海棠树上自缢殉主。据《明史》记载,在朱由检的怀中夹有遗诏,上书:“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

朱由检的遗体被起义军找到后,由昌平州吏赵一桂主持丧仪。赵一桂东拼西凑,最后以募捐来的二百二十六两白银,将朱由检与皇后周氏的遗体一起葬入皇贵妃田氏的陵寝,开销仅为其兄长朱由校的万分之一。至此,持续了276年的大明王朝走到末路,这位最不像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终与积重难返的王朝一起步入了历史的渺渺烟尘。

身为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与人们心中“亡国之君”的形象相去甚远。历代亡国之君或残暴或昏庸,多数名声不好,而朱由检却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明史》评价他“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盛德度越千古,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清建明陵 因陋就简

打着为崇祯帝报仇的旗号入关的清朝,自然不能对崇祯帝的后事置之不理。为收买人心,清廷将田妃墓改名为“思陵”,并于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下旨以礼改葬崇祯皇帝,并开始营建思陵地上建筑。

由于负责营建思陵的官员消极怠工,工程所需银两也迟迟不能到位,原任明朝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曹化淳奏报顺治皇帝。在顺治帝的命令下,思陵地上建筑的修建才勉强完成,但“明楼、享殿之制未大备”。顺治十六年(1659年),对思陵进行了再次修缮,将崇祯皇帝重新入葬,并改谥为“庄烈愍皇帝”。乾隆十一年(1746年),重修了思陵的享殿、垣墙。到了乾隆五十年(1785年)重新修葺十三陵时,特命“重为修葺,悉如别陵”。在这次修缮中,其他帝陵的享殿面积均被缩减,只有思陵享殿从面阔三间、进深两间扩建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享殿扩建后,二门、院墙及碑亭整体后移,最终形成了如今所见的格局。

走近思陵,祾恩门外伫立着两通石碑,较为高大的一通是思陵的敕建碑。另一通较为低矮的是“恭纪盛典之碑”,是为纪念顺治皇帝祭奠明陵修建的,在碑文中,顺治皇帝写道,“惟帝英姿莅政,志切安民,十有七年,励精靡懈。讵意寇乱国亡,身殉社稷,向使时际承平,足称令主”,可见顺治帝对崇祯帝敬重有加。当然这段话也有若干深意:清朝并不是有意来夺明朝江山的,而是帮你们“平寇乱”的。只可惜,寇乱虽平,明朝皇帝已“身殉”了,所以江山只得由我们来接着坐。两处石碑做工精细,碑身均刻有蛟龙,彰显着皇家风范。

进入祾恩门,院内荒草萋萋,一眼便能望到远处的圣号碑孤独地伫立在院落尽头,相比于其他帝陵依山而上、层层攀升的地形,思陵可谓“一马平川”。祾恩门前是一片空地,此前的享殿已荡然无存,只有阶梯、柱础等一些石构件保留下来。与兄长熹宗的德陵祾恩殿相比,思陵享殿没有升龙降凤的丹陛,只有简单的几级台阶。

圣号碑 摄影:许馨予

穿过享殿便到达二门处。思陵没有棂星门,整个院子仅被享殿后的二门分隔为两进院落。如今的二门同样只有少量石质构件保存了下来。紧接着便能看到石五供,思陵的五供与其他帝陵大不相同。其他帝陵中,五供多摆放于大型石案上,中间放香炉,两侧分别摆放烛台、花瓶。而思陵的五供却分为两套,前面的一套摆放在分开的石座上,中间是一座两足四耳的巨大方鼎,上面浮雕饕餮纹样,两边的烛台、花瓶亦分别刻有人物故事和饕餮纹样。后面的小五供则摆放于一张石桌上,案端为翘头式,案上有石雕供果五盘,分别为橘、柿、石榴、寿桃和佛手。与其他帝陵中供器的简约肃穆相比,思陵的供器体积庞大、纹饰繁复,在思陵狭小平坦的院落中显得尤为惹眼,平添一丝喧嚣与荒诞。据史学家推测,由于修建思陵的多为前朝太监,不熟悉帝陵规制,也不敢按照帝陵规制修建,便按照太监墓的标准修了五供,思陵的五供也确实与万历年间的田义墓及其他太监墓相似。还有一佐证,那就是太监墓尤其偏爱建造各种象征着多子多孙的“水果”雕塑。

在石五供的后面,便是方城和陵碑。思陵明楼原是乾隆年间修建的重檐歇山顶式建筑。20世纪40年代,明楼在战火纷飞中或坍塌、或被拆毁,材料或被用作修建炮楼,或被百姓捡走。1993年重新整修时,坍塌的部分均被拆除。如今的方城只剩下低矮的城台和孤独伫立的圣号碑。圣号碑是思陵内的最高建筑,是一座四螭龙碑首的方趺石碑,比其他帝陵圣号碑低矮很多。石碑底座没有采用须弥座,而是采用高浮雕,碑阳雕五龙,碑阴雕五麒麟,两侧雕狮子。

沿城台向下,便是宝顶。皇贵妃田氏的冢墓原来只是一个小坟包,崇祯帝葬入后,宝顶才被加高加大,在原本黄土堆砌的基础上,又用青砖进行加固。但与其他陵墓相比,思陵的宝顶仍显得小了许多。岁月荏苒,风雨侵蚀,如今也只有几棵清瘦的松树坚挺地生长在宝顶之上。

朱由检是历史上庙号最多的皇帝,南明和清政权为其选定的庙号有怀宗、思宗、毅宗、威宗,候补的庙号有烈宗、正宗、敬宗、乾宗等,后来清廷以“兴朝谥前代之君,礼不称宗”为由,去其庙号,改谥号“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简称为“庄烈愍皇帝”。庙号和谥号是后世对先人的定论——眼下,人们仍为如何评价这位最不像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争论不休,唯思陵俭朴而奇特的建筑不喜亦不惧地伫立在天寿山下,静看沧海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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