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蒙战争的历史中，蒙古（后期元朝）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方才千辛万苦地征服了整个南宋。南宋的抵御时间之久在所有被蒙古征服的对象里堪称之最。那些被征服的可怜民族和国家，少则抵抗一两年，如花剌子模、木剌夷、黑衣大食、罗斯诸国、匈牙利等，多则抵抗二十余年，如西夏和金朝。而南宋的46年抗争远远超出了其他被征服对象抵抗的极限，且对蒙古和南宋本身来说，这场战事都是耗费了几代人的心力。
可是看似顽强的南宋，却在宋蒙战争一开始就丢城失地，狼狈不堪，险些有灭国之危。而造成这种现象也是事出有因，那就是南宋在开战之前并没有好好地为这场战争做好充足的准备，甚至是接二连三犯下了一个个致命错误。
当然如果宋蒙之间相安无事，大家做个好邻居好伙伴，那自然是皆大欢喜，再大的失误也只是自己一方之事。可恰恰宋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铁板钉钉的事，无论南宋做了什么，举国欢庆也好，积极备战也罢。蒙古方面绝不会按照南宋的节奏来行事，人家也有自己的步调，该灭宋时也决不含糊。一个虎视眈眈，灭国四十的蒙古，富庶的南宋早已在蒙古下一步征服名单中赫然在列。在此情况下采取万全之策尚且不能保证立于不败之地，更何况是出现失误。可事实上，在联蒙灭金后的一段时间里，南宋可以说是接连犯错，以至于直到宋蒙战争开打前后依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除去以前文章提到过的贸然端平入洛，南宋至少还犯有以下三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第一，南宋与蒙古草率结盟，只关注联合灭金，却没有详细明确地谈到灭金之后的战后安排问题。
联蒙灭金时，南宋方面草率与蒙古结盟，既没有好好地与蒙古展开明确的谈判，也没有好好地分析形势，考虑接下来的应对措施。从南宋的角度上来说，虽然当时联蒙灭金已是一个不得已的最佳选择。
但是既然是联蒙，大家总归要谈谈为好，而且需要认真地谈一谈。比如灭金以后双方的疆界如何划分，双方的关系如何界定等重大事项，可是南宋方面在与蒙古的交涉中却只得到了个口头约定，即联合灭金之后，将河南之地（即黄河以南的土地）给予南宋。但是在蔡州之战中据传南宋大将孟拱和蒙古大将塔察儿又私下里约定陈、蔡二州以东以南为宋朝所有，以北和以西为蒙古所有。
如果以上两个信息都是事实存在的话，那么这样的和谈简直是太随意太荒唐了。首先，口头约定算得了什么，在任何时代都不具备法律效力，何况又是关乎宋蒙两国领土划分这样大的事情，白纸黑字的协议签署是最起码的要求，怎能儿戏对待？作为弱小一方的南宋更应该认真对待。其次，前线将领怎么可以私下约定划界之事，有什么权力又有什么效力呢。即便是有各自朝廷的授权，那之前的口头约定又是怎么回事？要知道翻开地图，黄河以南的区域和陈、蔡二州东南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显然黄河以南范围更广，而陈、蔡二州就是今天河南的睢阳、汝南一线，疆界差距未免太大，前后矛盾。如此重大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在结盟的当时界定清楚呢？以至于到最后落得个南宋背盟在先，给了蒙古进攻自己的无可争辩的口实。
第二，灭金之后，南宋上下举国欢腾，没有立即着手组织和完善防御体系，应对接下来蒙古的进攻。
南宋在联蒙灭金之后，举国上下那叫一个高兴，全国沸腾，宋朝的百年靖康国耻终于得到了洗雪。当然，从感情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问题就在于此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最重要的当然是立即准备应对接下来更大的战争，应对蒙古大军的随时南下。此时的蒙古已经横跨欧亚，灭国四十有余，灭西夏破金朝，岂能容得南宋存在于世？即使蒙古军暂时撤退，但如果南下来犯，中原一马平川，而且此时的南宋与蒙古的疆域已经直接接壤，不存在什么缓冲之地，一旦与蒙古交战，如果准备不充分可以说是很危险的。
如果南宋朝廷理智一点的话，就应该是一刻不停地抓紧时间，巩固泗州、寿州、宿州、亳州、海州、邳州、唐州、邓州、息州等新占领的土地，把上述地区当做京湖和淮河外围的屏障，确保淮河和京湖外围防线得到稳固。同时派兵加固入川要道陕西秦岭的“五州三关”防线，这里同样极其重要。要知道在1227年和1231年的蒙古强行借道的丁亥之变和辛卯之变中，南宋的五州三关防线甚至一直到剑门关一带已经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残破不堪，根本不足以应对未来的战事。
可是我们看看南宋朝廷在这一年里做了什么，无非是沉浸在联蒙灭金的虚假胜利之中，大家都是欢天喜地，沉湎于靖康之耻百年大仇得报的喜悦当中。将金哀宗尸骨献俘太庙，告慰祖宗，将俘获的金朝朝臣一一审判。但这些对如何防御更强大的蒙古人是于事无补的。针对这一情况，当时的监察御史洪咨夔就当前的局势明确地向宋理宗指出：“今残金虽灭，邻国方强，益严守备犹恐不逮，岂可动色相贺，涣然解体，以重方来之忧？”可见朝廷中依然有清醒的大臣，看出了形势的不同寻常，提醒早做范措施。
可是在能看到的史料当中几乎没有发现南宋方面采取过什么明显的防御措施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宋蒙战争。不仅在西线五州三关之地没有修缮破败的关隘，没向那边运送充足的防御物资。中线的京湖、东线的淮河一线也没有好好地在外围新占领的州县布署重兵，没有大力投入资源建立防卫屏障。在没有巩固基本盘的情况下，反而实施华而不实的端平入洛（这一问题上一篇文章里已经专门提到，这里不再重复叙述，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查看翻阅）。
第三，拒绝接纳实力强大的金朝大将汪世显的归附，使其转投蒙古，给自己之后带来了棘手大麻烦。
这个汪世显本来是蒙古汪古部人，但是此人一直在金朝为官，是一个中原化了的汪古部人。金朝灭亡后仍然占据着巩昌，并没有投降蒙古或者南宋的任何一方。但此时金朝已成过去之式，再无复兴的可能，但他还是依然以金朝将领的身份守卫城池。可是很快他就和临近守卫秦州的粘葛完展产生了矛盾，粘葛完展本想吞并汪世显所部，一举控制巩昌，但是汪世显却也不是省油的灯，先发制人，袭杀了粘葛完展，一举占领了秦州，从此汪世显成为秦、巩地区一股强大的势力。但是他却仍然打着金朝的旗号，奉金朝为正朔。
只是事到如今他没有太多的选择，无非是要么投宋、要么降蒙、要么自己独立一方这三条路。第三条路显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行不通，只有投宋或降蒙，但他通过对比宋蒙双方，认为还是南宋更开化文明些，身为蒙古族汪古部的他竟然愿意投奔南宋，因此在蔡州城破之后的第二年，汪世显屡次向四川制置使赵彦呐请求“内附”南宋。
当然他的归附并不是空手来归，而是带着地盘、军队和辎重来的，可谓是要地有地、要兵有兵、要钱有钱。地盘是秦州、巩昌一带，地域面积不小，地理位置也很重要，是进陕入川的重要门户。不光如此，汪世显的兵马也还不少，足有十万之众。
面对这样的一支强大武装势力如果前来投靠，按道理说南宋朝廷怎么着也应该大喜万分，开诚接纳，加官晋爵，高官厚禄的好好从上到下安置一下吧。就是不来投靠也要好好地主动争取汪世显，可是南宋朝廷面对汪世显的归附请求，却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没有促成此事。
原因也不复杂，那就是汪世显多次向四川制置使赵彦呐投书请求归附，而赵彦呐也向朝廷请求再四，可是丞相郑清之却对此并不感冒，因为在端平入洛之时他让赵彦呐出兵，赵彦呐没有给予配合，不发一兵一卒，恰好端平入洛又功败垂成，于是郑清之便对赵彦呐很有意见，二人产生了矛盾。因为看到赵彦呐出面招降汪世显，郑清之才百般阻挠，生怕日后二者关系密切，联合起来势力强大，更加不好操弄。于是给了一个这样的说辞，说是汪世显成分不清，有历史问题，还需要等待考察等等不着边际的鬼话。
汪世显当然不知道他们之间的那点鸡毛蒜皮之事，也没兴趣知道。他只知道自己搞了半天诚意满满地多次低三下四请求投降归附到头来却是热脸贴了冷屁股不说，还受到如此奇耻大辱。这怎么忍，根本不能忍，既然此处不留爷，那自有留爷处，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你们。
于是当蒙古“二太子”阔端率领大军攻打巩昌之时，汪世显投降了蒙古人。当然一开始也没有直接投降，而是先守城，蒙古军围而不克之时，派同是汪古部的征行大元帅按竺迩劝降后，汪世显才投降了蒙古。
这样本来阔端带领的伐宋西路军实际上只有四万多人，随着汪世显的加入一下骤然变成了十几万大军。之后就是这个汪世显随阔端的西路军南下攻宋，一路像是开挂了一样展现了强悍的战斗力。从陕南一直打到四川，击杀南宋名将曹友闻和新上任不久的四川制置使陈隆之，进入四川后，占领了包括成都在内的二十余州县，除夔东路以外，蜀地其他州县基本失守，兵锋直指重庆。
不知南宋此时是否肠子都悔青了，早知如此当初为什么不欣然接纳汪世显这一强大的势力呢，以致于落到如此结局。而接纳了他不光增强防守势力，而且秦、巩地区还能当做川陕防线的外围侧翼，战时至少可以起到掣肘蒙古军的作用，怎么看都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
可是南宋却完美地将拥有强大势力的汪世显化友为敌，白白地肥了蒙古坑了自己，这一幕和四百多年后的南明史可法没有及时地接管高杰死后其麾下倾心归附的旧部，反而让对方投入到清朝阵营是何其地相似。
当然这也不是南宋最后一次犯错，仅仅十年之后，蒙古的河南行省长官范用吉暗中投降南宋名将孟珙时，宋理宗因为害怕招惹蒙古，同时也忌惮孟珙的实力，拒不接纳范用吉投诚，错失了最后一次收复中原的机会。可见南宋在用人统战方面确实存在严重问题。
由以上几点我们看到南宋从联蒙灭金到宋蒙正式开战的这段时间内，一方面没有采取像样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还错上加错，除去以前文章中提到的端平入洛，还稀里糊涂地联蒙不签约、不认真准备各个战区防线的防御工作、且将本是归顺自己一方的金将汪世显推向了蒙古。
这一系列错误导致了南宋在与蒙古的对峙中逐渐走向了被动，最后在宋蒙开战初期使得南宋在京湖、川陕战场上接连败北，如果不是后来的孟珙、余阶等人奋力抗争，收复失地，南宋很可能会生死未卜，提早灭亡也不是不可能之事，如若这样，也就不会有宋蒙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南宋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巨大代价，但这也仅仅是46年困难抗争的开始。在以后的宋蒙（元）战争中继续犯下各种战略上和用人上的错误，在南宋本就实力江河日下的情况下，最终使自己走上了不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