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戚本禹撰写《评李秀成自述》,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风波

戚本禹撰写《评李秀成自述》,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风波

引言

1963年,彼时已经32岁的戚本禹,凭借着《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成名。

这篇很有争议的文章,一经刊发就引来了不小的风波。

围绕着这场风波,名不见经传的戚本禹得以迅速声名鹊起,本文,我就聊聊,由这篇文章引发的那一场场风波。

一文成名

1963年8月,《历史研究》第四期刊发了戚本禹的一篇史学论文《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

《历史研究》这本刊物,是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一本双月刊杂志,在当时的史学界颇有些话语权。

李秀成,是一名优秀杰出的将领,他的形象一向都是很正面的。而在戚本禹的那篇文章里,把李秀成描述成了投降变节的“叛徒”,他在狱中写下的那份万字“自述书”,就是一个证明。

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可以用“石破天惊”这四个字来形容,此文一经刊发,当时的史学界一片哗然。

由这起学术争论引发的讨论和热议,逐渐从史学界延伸到了思想文化界,及至后来,甚至于在社会生活领域,也产生了影响。

32岁的戚本禹,终于达成了一个小目标:一文成名。

本来呢,按照《历史研究》的发行量来讲,基本是不会形成什么舆论效应的。这本专业性很强的学术性刊物,看的人不多,每个月印发的数量也就不大。

也该是戚本禹出名,《北京晚报》编辑部恰好看到了他的那篇文章,立马就对其做了详细的报道。

《北京晚报》的发行量很大,这么大张旗鼓的一报道,就像一颗火星,点爆了舆论的炸点。

一时间,从学术界开始,逐渐蔓延到社会生活中,几乎都在讨论李秀成究竟是不是叛徒,关于他“忠叛”之争的讨论不绝于耳。

《历史研究》这本刊物,也享受到了“洛阳纸贵”的待遇,一时间成了抢手货。而戚本禹的观点,和他的名字,几乎是一夜之间就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当中。

《北京晚报》所作出的报道,是秉持一个客观的态度,只是把戚本禹的观点给抛了出来,然后让大众来讨论。

作者(戚本禹)对李秀成后期的思想行为,提出了一些和大多数历史学家不同的看法,以前许多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专家(如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认为李秀成自始至终都是忠心耿耿的,他写的自述,实在是别有苦心,他想借此骗得敌人的信任,以便利用机会保有实力。

《北京晚报》开篇就是抛出了“李秀成”这个人物的正面评价,这也是大众所熟知的那个“李秀成”。

接下来,就是戚本禹的观点了。

戚本禹在他的文章里认为,判断一个人的动机应以他的社会实践为标准,李秀成在“自述书”里提出了一套“招降”的毒辣计划......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确凿事实,他的自述是叛徒的“自白书”。由此,戚本禹认为,不应该把李秀成作为英雄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可以预计,对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评价问题,将会引起学术界热烈讨论。

《北京晚报》的最后一个“预言”,倒是一语中的,戚本禹的这篇文章,果真引起了很大的讨论和反响。

反对和支持

戚本禹这颠覆李秀成英雄形象的观点一抛出来,很多专家学者也卷入了这场争论。

那么,他这颠覆性的理论,具体的影响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这么说吧,一些历史博物馆、学校,曾经一度把陈列的李秀成画像给摘了下来;一些剧院正筹备排演的,关于李秀成的话剧,这时候也不知道是该停,还是该继续演出;有些中学老师,甚至于提出删减或是修改历史课本中,关于李秀成的内容。

就连戚本禹当时所在的单位办公厅,也分为了两拨人,一拨是反对,一拨是赞成。

这是文章刊发后引来的第一波反响。

这第一阶段的反响和争论,反对和赞成的比例,基本是一半对一半吧;如果要是具体的划分来看,年轻学子、青年教师这类群体,持赞成态度的占大多数;而持反对意见的,大多都是专家学者。

其中,反对声音最大的是史学界。

随着舆论的声音越来越多,1963年的9月,《历史研究》编辑部为戚本禹的那篇文章,特意召开了一次座谈会。

在这次座谈会上,参与的人基本都是史学界的人,在座的人没有一个赞成戚本禹的观点。有一些人在发言的时候,甚至情绪过于激动,说戚本禹的行为是“哗众取宠”、“歪曲事实”、“其心可诛”等等。

人人喊打

戚本禹是8月份刊发的文章,一开始的影响,是正反两方面的评价和讨论都有,风向还只是停留在学术观点的讨论上,还没有上升到人身攻击。

可是到了9月中旬,这形势就急转直下了。

不少学术界的人士纷纷表示反对,说得激动了,免不了一顿语言上的“鞭笞”。

9月14号,宣传部召集了不少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开会,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讨论戚本禹那篇文章,以及对此文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

参与这次会议的名人不少,关锋当时也在现场。

不过,此时的关锋和戚本禹还没啥过多的交集,二人的地位也不可同日而语。

关锋当时已经是《红旗》杂志社哲学组的组长,而戚本禹还只是一个初露锋芒的“小人物”。

有意思的是,这次讨论会上,关锋和其余几个少数人,倒是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支持。

而大多数人都是反对戚本禹的观点,认为他太过于片面化,丑化李秀成,以达到自我成名的目的。

主持这次会议的,是时任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同志,他的态度也还是比较可观的,总的说来,他认为,史学界能有这么一个学术争论的文章也是好事。

不过,这篇文章引来的风波确实有点大,而且负面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周扬提出了三个“补救”的措施:

1、宣传部下发一个正式通知,各地的报刊杂志,不得再转载,和刊发此事的文章。

2、刘大年(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亲自操刀写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并刊发于《历史研究》上。

3、北京的历史学家在开一次座谈会,给外界传递一个消息,就是北京史学界并不支持戚本禹的观点。

这相当于是给这场争论定了基调,第二阶段的反响和风波也由此而来。

刘大年的文章写好之后,即将刊发之际,就召开了一次座谈会,由刘大年主持。

这次座谈会的规模也不小,与会人数接近一百人,其中不乏很多有名的人物,譬如:范文澜、翦伯赞、邓拓等。

毫无疑问,这次座谈会上,几乎是一边倒的反对和批判戚本禹的文章。

由此,一开始凭借着文章,异军突起,一夜成名的戚本禹;又在一夜之间,陷入了四面楚歌,人人喊打的境地。

翻身

就这么被舆论压制了差不多五个多月的时间,一直到了1964年的春天,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也好似春的气息也感受到了戚本禹的颓唐吧。

也在悄然之间,让他这衰败的势头,突然之间,增添了春的活力。

从1963年8月开始,围绕李秀成的这场争论,也引起了伟人的注意和兴趣。

1964年的春天,他作出的十六个字批示,彻底让戚本禹翻了身: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

伟人这是肯定和支持戚本禹文章里的观点。

重要的是,伟人认为不能压制青年人的想法和观点,不管好的还是坏的,都要表达出来;在他看来,“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也是古今的一个规律。

这里,插个题外话。

1963年,32岁的戚本禹写文的时候,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只是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小科长,而他所“反对”的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人,是当时文化圈里的大拿。

可以说,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学术讨论。

有了伟人的十六字批示后,史学界的风向就变了,戚本禹的形势突然之间就转变了。

1964年夏天,戚本禹又写了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

这篇文章定稿之后,在发表之前,戚本禹把稿子送给了不少人审阅,譬如:田家英、陈伯达、关锋、邓力群、范若愚等等。

这些大人物们,或是打电话,或是以书面回信的形式,对戚本禹的文章进行了肯定;其中,关锋和陆定一还对文章稍作了修改。

值得一提的是,周扬也曾就此文,给戚本禹打去电话,表示支持发表。

在戚本禹的这第二篇文章发表之前,1964年的7月24号,《人民日报》又重新发表了戚本禹1963年的那篇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粱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次日,《光明日报》也全文刊发了这篇文章。

由此,各地的报刊又展开了新一轮,围绕李秀成是否“变节”的评价讨论,只不过,这一次舆论站在了戚本禹这边。

尘埃落定

先势的舆论重新营造起来后,《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刊发了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由此,将话题的讨论更深进了一步。

戚本禹的这第二篇文章刊发后,再次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应,各地就文章中的观点,召开了多场学术座谈会。

这一次的讨论,更多的就是集中于学术讨论上,不像之前那样没刹住车,上升到了人身攻击。

和之前的情况类似,这次讨论的基本状况也是如此:同意戚本禹观点的人,多是青年人;而上了年纪的人,要么持反对的态度,要么就是保留意见。

不过,这一次舆论的天平,更多的是偏向了戚本禹这边。

在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刊发后的第26天,《光明日报》特意做了一个数据统计。

收到读者来稿59篇,其中赞成的27篇,反对的32篇

这是第一次数据统计,可以看出,赞成和反对之间的差距不是很大。

10月26号,《光明日报》又统计了从9月25号开始,截止到10月26号的数据。

收到读者来稿76篇,赞同戚的有58篇,反对戚的有18篇。

这第二次的数据统计,局势完全不一样了,赞成戚本禹观点的人,可谓是一边倒了。

趁着这股热乎劲,戚本禹又写了第三篇文章,准备发布于《红旗》杂志上,并且已经作为未定稿件,先试印了几份。

他本来是打算把这几份试印件拿给别人看,征询一些意见的。

可这局势变好了,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赞成戚本禹,报刊上那些不同意见,不同观点的文章几乎都没了声音。

这是个好事,同时也是个坏事,因为没有争论,也就没了热度。

这场耗时颇长的史学大论战,到这时候已经是基本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因此,戚本禹这第三篇文章,也就没再刊发了。

至此,由戚本禹的文章引发的一系列风波,也就算是正式尘埃落定了。

后记

事情虽然是尘埃落定了,但戚本禹个人的命运,准确的说,是仕途命运,却并没有尘埃落定。

因为批李秀成,戚本禹进入了大众,特别是领导的视野。

他的仕途也趁着这股东风而起,当时,很多人都想把戚本禹调到自己的部门工作。最后还是陈伯达抢先一步,把戚本禹调进了红旗杂志社。

进入红旗杂志社没多久,戚本禹就担任了历史组的组长,和关锋平起平坐,这时候,他俨然就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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