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常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很有独立意识，但误于过分，演变而为主观，过于相信自己，不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遇事刚愎自用。由于他们十分自信，因而自尊心往往很强，以至演变而为虚荣，只能听表扬，听不得批评。
青年皇帝明思宗正是这样一个人。崇祯二年(1629年)九月，刘宗周曾毫不客气地说他有所“擘画，动出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后来，大学士谢陞也曾批评他：“惟自用聪明，察察为务。”明思宗即位后不久，由于大学士刘鸿训曾说过“主上毕竟是冲主”,对他流露出了轻视的情绪，因此尽管刘是一个“锐意任事”的人，他也深为衔恨，“欲置之死”。
崇祯二年(1629年)春天，明思宗终于借故将刘充军代州；之所以没有杀死而仅充军，则是多亏了“诸大臣力救”的缘故。对刘鸿训的处罚，充分反映了明思宗的极强的虚荣心。刚愎自用加虚荣，使明思宗只对合乎自己想法的意见感兴趣。如崇祯元年(1628年)冬，锦州兵哗，督师袁崇焕请给饷，明思宗“召问诸大臣，皆请发内帑”,而“性警敏、善伺意指”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揣知他不以此议为然，即独自进言：“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且效尤。”明思宗对其所说马上注意起来，进一步追问说：“卿谓何如？”周延儒答以：“事迫，不得不发。但当求经久之策。”明思宗听后连连点头，且“降旨责群臣”。几天后，又一次召问周延儒，周延儒提出：“饷莫如粟，山海粟不缺，缺银耳。何故哗？哗必有隐情，安知非骄弁构煽以胁崇焕耶？”
当时，明思宗正“疑边将要挟，闻延儒言大悦，由此属意延儒”,第二年，即“特旨”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机务”。再如崇祯四年(1631年)冬，明思宗不顾舆论的反对，派遣宦官出守边镇，礼部右侍郎王应熊在上言中为明思宗此举极力辩护，“语皆迎帝意”,于是明思宗对之大加眷注”,第二年进左侍郎，再过一年更“特旨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
刚愎自用加虚荣，还使明思宗不能容忍逆耳之言。如嘉善人钱士升，崇祯六年(1633年)九月被任命为大学士，九年(1636年)三月，鉴于明思宗为政操切，“因撰《四箴》以献，大指谓宽以御众，简以临下，虚以宅心，平以出政”。“其言深中时病”,但不合明思宗的心意，使明思宗甚为不快。一个月后，明思宗就在他所上的另一个奏疏中写下令其极为难堪的批语：“即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毋庸汲汲。”这里所说的“前疏”,即指《四箴》疏而言。钱士升见后，惶恐至极，连忙“引罪乞休”,明思宗当即批准。
明思宗喜听相同的意见，厌恶逆耳之辞，这便给善于逢迎的大大小小奸佞之徒窃取官位大开了方便之门。前述周延儒、王应熊之被任为阁臣，即是明显的例子。而这一时期靠逢迎窃取高位的最典型的人物，乃是温体仁。温体仁是鸟程人，“为人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对于皇帝善于揣测意旨，先事奉迎，是地道的奸佞之徒。
如前所述，崇祯元年(1628年)冬周延儒因督师袁崇焕请饷事而召对称旨，第二年被特旨任为阁臣；而在召对之后、被任命为阁臣之前，曾发生过一场会推阁臣的争论。时在崇祯元年(1628年)十一月，“大学士刘鸿训罢，命会推，廷臣以(周)延儒望轻置之，列成基命、钱谦益、郑以伟、李腾芳、孙慎行、何如宠、薛三省、盛以弘、罗喻义、王永光、曹于汴十一人名上明思宗以周延儒“不预，大疑”。当时官居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的温体仁，揣测到这一情况，即借口钱谦益在天启二年(1622年)主试浙江时曾“关节受贿”,说这次会推有结党营私的情况，挑起论争。明思宗本来就“久疑廷臣植党”,这次会推没有列入周延儒，更疑心大增，因而“闻体仁言，辄称善”。从此，温体仁大得明思宗的信任。
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他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崇祯六年(1633年)更升任首辅，直至崇祯十年(1637年)六月方解职回乡。当时的阁臣像走马灯似地，皆不能久于其位，而温体仁却居位长达八年，实为罕见。奸佞之徒的窃取官位，对于明朝的政治，起着加速走向黑暗深渊的影响，因为他们对明思宗的缺点，只会文过饰非，使之不但得不到克服，反而会越来越大。例如，明思宗主张“重典绳下”,温体仁便“专务刻核，迎合帝意”,结果搞得“上下嚣然”。温体仁等奸佞之徒给社会带来了危害，因而甚为人们所痛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