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政治局会议有诸多新的提法，强调根据新形势优化房地产政策，强调债务化解的系统和统筹理念，高度关注稳就业，高度重视与微观主体企业家的沟通，着眼于扩大需求、提振信心与防范风险。
会议总体上肯定了上半年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分析了疫后经济恢复的特征，但从长期看向好趋势没有改变。笔者认为，要客观、理性分析当前形势，既看到机遇，也看到风险挑战；既看到宏观的恢复，也看到微观存在的困难；既从当年同比看亮点，也要剔除基数效应看差距。
调控加力度 扩大总需求
会议提出“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着力扩大内需、提振信心、防范风险”、“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要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
当前中国经济虽然持续恢复，但剔除基数后仍有一定下行压力，宏观上是总需求不足、微观上是信心不振，因此有必要加大政策调控力度，从宏观上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扩大总需求，从微观上提振市场主体信心，从全局上防范风险。
其一，收入端减税降费政策生效的前提是信心充分，否则减税降费推升债务和债务率，当前宜以支出端政策为主。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为3.9%；受制于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行以及专项债发行进度偏慢，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增速为-21.2%。当前要平衡好专项债项目的收益要求与加快发行使用的矛盾，核心是储备有一定收益的项目。未来平衡的难度较大，通过一般债规模和比例上升来解决项目收益不足的问题，实事求是反映债务投向和风险。
其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发挥总量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总量政策方面，当前商业银行的加权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7.6%，1年期MLF（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为2.65%，都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有助于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信贷合理增长、节奏平稳，推动企业融资和居民信贷成本稳中有降。结构性政策方面，当前仍有不少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使用规模偏低，例如截至2023年一季度，收费公路贷款支持工具、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第二期）、房企纾困专项再贷款、租赁住房贷款支持计划等的使用量均为零。
其三，消费和投资在经济运行中分别承担着“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和“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但是要避免缺乏收入基础的消费刺激，以及缺乏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无效投资。因此会议强调要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通过终端供给带动需求。笔者认为，短期刺激消费能在一定程度上应急，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要靠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财政支出结构优化、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改善等。
打造居民财富保值蓄水池
会议对资本市场的提法发生显著变化，从“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变成“活跃资本市场”。笔者认为，活跃资本市场，意味着下阶段资本市场改革侧重点将包括强化财富管理功能，满足居民财富保值增值和优化资产配置的旺盛需求，进而加速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以达到扩内需的效果。
首先，活跃资本市场，发挥其财富管理和资产配置功能具有必要性。2021年美国居民资产配置中，股票、债券、养老金权益的占比近50%。而中国居民家庭的股票、债券和基金等金融资产配置的比重仍处于较低水平。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环境、人口年龄结构、市场均衡利率及资本市场发展的程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因此有必要活跃资本市场，发挥财富管理作用，进而丰富居民收入来源。
其次，活跃资本市场，发挥其财富管理和资产配置功能具有紧迫性。一方面，疫后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缓慢，迫切需要发挥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另一方面，在资管新规过渡期结束、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等大背景下，居民迫切需要更多投资理财渠道来保证财富保值增值，资本市场的财富管理功能非常重要。
最后，未来资本市场改革可能从投资端建设、产品体系完善等方面入手，出台更多改革措施，市场短期情绪将获得提振。一是强化投资端建设：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加快注册制进程同时压实投行等中介机构责任；完善退市制度，加速市场出清。二是丰富产品体系：进一步增加股指期货产品；扩大互联互通的范围，发展跨境理财、互换等产品。三是加强投资者保护，优化基础制度。如全面优化公募基金费率模式，稳步降低行业综合费率水平等。
调整楼市政策 满足住房需求
本次会议没有提及“房住不炒”，并非政策定调的转向，而是当前形势下没有再提的必要。“中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当前房地产市场面临的主要矛盾不是投机炒作和房价上涨压力，而是居民购房需求仍较低迷、房地产销售和投资下滑对经济增长、财政收入、金融安全等的冲击。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和房地产投资同比分别降5.3%和7.9%。因此当务之急是提振房地产销售、稳定房地产投资、改善房企现金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会议要求“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相比4月份政治局会议提出的“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基调更积极、政策力度也更大。会议提出“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今年以来，一线城市房地产政策以微调为主，政策主要集中在优化公积金政策、推行带押过户、放松二手房指导价等方面。限购政策基本无松动，尤其是认房又认贷，部分合理的刚性和改善性需求仍受到严格限制。
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占全国的3%和18%左右，且对二三线城市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因此一线城市的限购限贷政策仍具有较大的调整优化空间，例如：适度提高非普宅的认定标准、降低非普宅的首付比例和税费，降低合理购房需求的购房成本和购房门槛；按照“一区一策”原则，取消“认房又认贷”政策，同时结合生育政策，对多孩家庭的限购套数、首付比例、房贷利率等给予支持等。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的前提下，既能提振房地产市场，也能增进民生福祉。
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
会议高度重视地方债务风险，总体思路延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4月份政治局会议的基调，但不仅仅从增量和存量的角度，更加强调一揽子化债方案，这是基于问题的复杂性及债务和金融风险交织特征而提出的系统性、综合性解决方案，体现了中央一贯强调的系统思维和统筹理念。
笔者认为，地方债务形成原因复杂，包括体制性原因，又经过经年累月积累，解决也非一朝一夕可完成。尤其是当前地方债务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交织，需要注意处置的力度和节奏。有效控制债务率要处理好几对关系：一是存量和增量关系，确保存量债务逐步化解，严格控制增量。二是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关系，隐性债务要逐步显性化，根据公共属性强弱划分为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分别通过财政和市场化法治化方式解决。三是分子与分母的关系，即分子端的债务尽可能要有更大的分母端产出，必须提高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率。
短期要应对好债务到期后的再融资问题，可考虑实施的措施包括：1）安排财政资金偿还，通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提升为偿还债务留出空间；2）通过债务置换、债务展期、债务重组、借新还旧等方式优化债务结构；3）出让政府持有的股权、土地使用权及经营性国有资产权益偿还债务；4）存量隐性债务显性化、市场化，部分债务合规转化为企业经营性债务，利用项目结转资金、经营收入偿还。5）在存量隐性债务显性化、市场化的前提下，做好风险隔离，通过破产重整、清算等方式减计债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