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是一个民族开化与否的外在标准，是千万百姓的日常生活信条，是文明进化的集体规范。
中国向来是一个礼仪之邦，孔子曾言：“不学礼、无以立。”，儒家思想作为华夏文明的根基一直将“礼”作为君子的外在修为。
若要追根溯源中华文明的礼仪之源头，《周礼》、《诗三百》无疑是最好的文献资料。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如同春风沐雨般将中国人从原始的茹毛饮血中唤醒了过来。
《诗三百》中的风雅颂既是音乐，也是文学诗词。西周的礼乐制度，包括礼和乐两部分。礼是乐的核心内涵，乐是礼的外在形式，二者互为表里。
西周礼乐的政治功用在于分贵贱、分是非、序尊卑，在于稳定整个封建统治根基，在于规范那些被西周王朝征服的国家的礼仪制度。
因此探讨西周礼乐制度，对于了解西周政治权力的运转、西周社会的风俗风貌，具有重要意义。
周朝的礼和乐是一体的，礼乐的起源和发展远在分封制和宗法制之前，甚至可以说这本来就是周人的一项传统。
古公亶父时期，周人的礼乐制度就已经兴起了，当时的周人崇拜上天，凡事皆讲求一个“以天配德”。
在不断的发展壮大中，周渐渐发展为商朝统治下的一方大邦，周与商的利益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
周人季历时代，在商朝的授权下，季历率领周人不断对周边邦国发动战争，周的疆域版图不断拓展。季历因战功卓著被商王朝封为牧师，成为东方诸侯之长。
随后商朝忌惮周的势力扩张，于是将季历招到朝歌，最后困死狱中。季历死后其长子姬昌继位，即周文王。文王时期，周人的势力范围继续扩大。文王死后，姬发继位，即周武王。
此时的周人虽然已经非常强大，但比起殷商大国而言，仍然只算得一个小邦国。为了彻底解除殷商对自身的威胁和猜忌，周武王姬发联合商的附属国发动了讨伐之战。
周人向来讲求礼仪，在讨伐殷商的过程中，也讲求“师出有名”。于是周人给商朝的纣王安乐一个“有失天德”的理由，在大军行至牧野时，周人在誓师大会上仍然不忘强调自己是替天行道的正义之师。
随着牧野之战商军的倒戈，周人攻入殷商国都，商王自焚而死。
在取代商的初期阶段，周人面对如此庞大的帝国，一时无法直接领导。于是依靠血缘关系的分封制和宗法制，登上了历史舞台。
周人的分封制以宗法制为血缘纽带，从周天子开始自上而下形成了西周独特的政治体系。在宗法制的基础上，周人又将自己本身的文化特色周礼渗透于国家治理之中。
如果说宗法制是西周政权的骨头，那么周礼则是西周政权的血肉，二者互为依托组成了中国历史第一个分封制的奴隶制政权。
天子、诸侯、士大夫们通过规格不同的舞蹈形式，表明自己的身份地位。
以礼治国是西周统治者的立国思想，周礼既是掌国家风俗的百科全书，也相当于一部立国宪法。在周礼的土壤上发展起来的舞乐文化，也带着浓浓的政治色彩。
西周继承了殷商的版图疆域，却未继承殷商的文化特点。中国的舞乐文化最早可追溯至石器时代，可以说只要有人类活动地地方，便会有语言和舞蹈。
商朝开国初期为母系社会，舞蹈文化多带有自然崇拜和巫术迷信。商的礼乐制度是从原始社会文明走来的，是原始社会礼仪文化的一种延续。
从现今出土的文物考证，不难发现在商朝时期，礼和乐是一体的。
而到周朝时，这种一体的艺术风格被继承，但周人不再崇拜自然和鬼神。周礼下的舞蹈文化传达的是等级森严的尊卑之感。
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是周朝统治者对待舞乐文化的态度。礼是维护社会阶级属性的刚性条件，而乐则是缓和这种刚性条件所带来的的隔阂。
当周人的政权执掌者们端坐于高高的庙堂之时，他们不需要懂舞蹈，只需要懂这只舞蹈所传达何种尊卑制度。
礼作为一种规范上层社会和统治阶级内部秩序的典范，对于下层百姓基本不做强制要求，这便是“礼不下庶人”的缘由。周礼之所不对底层百姓适用，是因为礼的实施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
周礼的适用范围有五类，祭祀、丧葬、外交、战争、吉庆。这五方面基本都是在国家层面，且每次使用周礼之数时，需要提前准备各类青铜乐器，需要一支专业的舞蹈队伍。
这些都是普通百姓家，难以承受的费用，因此才有“礼不下庶人”一说。
儒家思想对于周礼是极其推崇的，孔子认为礼是百姓和君王行为规范的强制手段，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
孔子曾将礼作为人和动物最根本的区别，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具有道德和礼仪，而动物就没有这些。孔圣人这样的理解，体现出了儒家的人本思想，即人为万物之灵长具有规范世间万物的作用。
孔子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思想观念，与周朝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不无关系。周人相比商人在维护国家统治方面，向来讲求人的作用。
分封制、宗法制、周礼都是以人为作用对象的，治国的本质是治人，尤其是治理那些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周礼》作为治国安邦的一部万能宝典，在西周王朝的建立中，被证实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行为指南。除此之外，《周礼》还具有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的作用。
在周对外扩展的征伐中，每攻破一座城池，每征服一个部落，每收纳一批异族，如何彻底稳固和同化这些新的子民，常常成为困扰周天子的一个难题。
此时《周礼》的教化作用便体现出来了，告诉这些异邦人按照周礼中所言行事，无疑是一种最好的方法。这种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是巨大的，移风易俗的功效便在于此。
通过礼的形制规格不同，达到明贵贱、分尊卑之功用，进而维护中央的权威。
西周时期周天子曾设大司乐掌管宫廷音乐，根据天子、诸侯、士大夫的等级不同，周的礼官和乐师门，制定了不同礼乐制度。
当时国家大事，在祀在戎，祭祀与打仗是国家的主旋律，这些重大的场面都是需要礼乐撑排面的。于是礼乐作为外交手段，常常出现在周天子与诸侯国的交际中。
其中天子专用的舞蹈《八佾》和乐曲《雍》，都是其他诸侯不得僭越的。当然诸侯国，也有自己专用交际舞蹈和乐曲，只不过排场没有天子那么大而已。
这种等级森严的舞乐制度，随着周王室的衰微被逐渐打破。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实力相继强盛，反观周王室却每况愈下。
之前只有天子才能专用的舞蹈和音乐，慢慢出现在了诸侯们的王宫之中。风雅颂中的雅之音，也开始飘散于民间百姓口中。
这种由于周朝政治衰微而出现的文化下移现象，虽然破坏了之前的文化生态，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融合，在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在当时以郑、卫为代表的民间音乐，在各诸侯国流行一时。孔子曾言：“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但遗憾的是孔子没能阻止人们对雅音的改编，也未能阻止人们对这种“新乐”的喜爱。
在孔子编订的《诗三百》之中，仍然可以清楚的感受到当时的民风从王权束缚下，解脱出来的轻快自由之风。
周国祚800年被秦朝取代，秦建立之初采用法家的思想治理国家，关于西周那一套礼乐文化并没有继承多少。直到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周朝的礼乐文化才再一次回到人们的视线。
中国封建政权历朝历代虽然都会制礼作乐，但基本都不会超出周礼的范围，其核心功用仍然是为了明贵贱、分尊卑。
礼的影响也开始由统治者阶级下沉到士大夫和百姓，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行为标准，逐渐成为儒家君子的标准，影响华夏的民族风貌。
西周攻克殷商，建国之初为了更好稳固统治，统治者采取以血缘宗法制为纽带的分封制。事实证明，西周的宗法分封制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为了进一步凝聚人心，周人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色渗透到了国家的方方面面，这个文化特色就是周人极力推崇的周礼。周礼是自文王时期便开始制定的一套礼仪，至武王克商后这套礼仪的用武之地，更加明显。
礼乐作为西周的立国之魂，在维护国家统治方面发挥过奇效。但随着周王室的衰微，礼乐制度也被各诸侯国弃之如履。幸得孔子的极力维护，终于汉朝一并随儒家思想再次出现于大众视野。
中国历朝历代都会对前朝的礼乐遗产进行整理，然后重新制礼作乐，但都不会超过西周礼乐的范畴。
在儒家思想的推崇下，周礼中的优秀闪光点得以传承下来。君子之行，发于礼、止于礼、合于礼等标准，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风貌。
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华夏之礼也必将与时俱进，迸发出新的时代活力。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的设立，让世界人民开始讲中国话、学中国礼成为了一种新风尚。
从传统文化中寻求中国文化基因，传承民族风貌精神、弘扬华夏礼仪之风，对于建设现代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