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聪
微信版第1372期
本文原载《宣城历史文化研究》2023年第1期
回顾宣城的发展史，东晋及南朝政府的所采取的侨州郡县政策，使得宣城开始成为侨置地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宣城正是在收容大量因侨州郡县政策而南迁的侨民基础上，获得了较快的发展。随着相关史料的发现和整理，当前学界对于东晋南朝时期宣城发展历史的研究成果日渐突出1，在侨州郡县政策对整个安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上也颇有建树，但在该政策具体对宣城的发展有何影响的具体问题上的成果仍稍显不足。2 从现存史料典籍的记载入手，探究侨州郡县政策对当时宣城社会发展特别是文化上的影响，既能从新的角度帮助我们更好的研究东晋南朝时期宣城发展的历史，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启发学界开展侨州郡县政策对具体地区影响的探讨研究，起到抛砖引玉之功。
一、南渡之前宣城的发展概况
永嘉南渡前，宣城的政区沿革随着朝代更迭而不断变化。在战国时期宣城属于楚国江东郡管辖。秦统一六国后则改江东郡为鄣郡。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汉武帝刘彻又以鄣郡改置丹阳郡，并将郡治设于宛陵县（即今天宣城市区），隶扬州刺史部。到了三国时期，丹阳郡隶属于吴国所设的扬州。西晋统一后，晋武帝于太康二年（281），析丹阳郡置宣城郡，宣城这一地名在历史上正式出现，此时的宣城郡治仍设置于宛陵县，并隶扬州管辖。
虽然宣城很早就置于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然而由于宣城境内多山，当时还有为数众多的山越族民在宣城境内活动，他们聚山自守，经常四处掠夺。东吴建立后，为了巩固政权，必然对山越族民开展围剿。嘉禾三年（234）八月诸葛恪开始率军征剿宣城境内的山越，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基本平定。[1]诸葛恪还将山越居民中的身强力壮者强征为兵，弱者则补入农户，这样的措施不仅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也补充了当时宣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除了围剿山越外，东吴政权还动用驻军在宣城开展修筑圩田的生产活动，最为著名的就是丁奉率军围建的金宝圩了，从东吴赤乌元年（238）开始，丁奉率军经过四年多时间，在宣城城北的水阳江畔修筑了一条“长一百零四里，宽约丈余，高二丈余，底宽五丈”的圩堤，使之能围湖成田，该圩田建成后延续千年，至今仍发挥着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
二、东晋南朝时期宣城作为侨州郡县的过程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大规模迁移的典型历史时期。据估计，从4世纪初期到5世纪中叶约160年间，南迁人口不少于90万，即北方平均每8个人中就有1个人南迁，南方平均每6个人中就有1个人来自北方。为了安置大批南下移民，东晋南朝政府选择施行侨州郡县政策，将宣城作为侨州郡县，进而深刻改变了宣城的文化风貌及人口构成。
（一）东晋南朝时期侨州郡县政策的由来
侨置郡县是我国古代地名命名的一种方式。“侨”是“侨居”，泛指在外乡居住。“置”乃“设置”之意。顾名思义，“侨置郡县”就是把原来的地名搬到另一个地方去，原名不变，在另一个地方重新设置与原来地名相同的郡县。[2]
侨置郡县是我国古代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时期。到了晋代“永嘉之乱”爆发后，原本北方中原各州、郡、县的实有领地纷纷落入敌手，当时南渡的东晋政府为保存其旧有区域名称，就将原有名称用于南方他地，并设官施政、统辖原州县由于战乱而南渡的侨民及其后裔，预备日后收复失地再恢复旧名。《隋书·食货志》指出：“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侨人。皆以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东晋侨置郡县数量之多，为历朝所仅有。自晋元帝渡江，即侨置州、郡县，一时“侨州至十数，侨郡至百，侨县置数百”3。
尽管刘裕在代晋建宋后多次采用土断政策打击北方大族，但是东晋为了安抚北方大族所制定的侨置州郡政策并未废除，相反被其后续统治者采纳并一直延续到隋统一全国。而且在侨州郡县的命名上刘宋政府做出了一定改变，即使是在晋末刘裕北伐，青、兖、徐、豫等州一度收复的情况下，侨置州郡大都保留不废，为了和之前设立的侨州郡县进行区别，刘裕命令在收复诸州郡名称上加“北”字。等到宋永初元年（420），又诏令“诸旧郡县以北为名者，悉除；寓立于南者，听以南为号”4，不光郡县，即州名也从而改易，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南青、南豫等州及南琅琊、南兰陵等郡都是此时设立。
（二）宣城作为侨置州郡的政区沿革过程
在东晋南朝时期宣城主要是作为南豫州的侨置州郡，而分析南豫州则必须提到豫州。豫州原治位于陈县（今河南淮阳市），在整个南朝时期的侨置情形非常复杂，东晋咸和四年（329）豫州刺史祖约投降石勒后，东晋政府遂设立侨立豫州，州治位于芜湖（今安徽芜湖市）。这也是北方豫州侨民南渡的开端。
刘宋代晋后，元初三年（422），又“分淮东为南豫州，治历阳；淮西为豫州”，治寿阳（即寿春）。此后豫州、南豫乍分乍合，其中分立时间居多。根据《宋书·州郡志》记载，豫州寄治淮南唯阳（即寿春），遥领淮北十郡四十三县（多为实郡县）；南豫州则治历阳，后移至宣城，领淮南及江南十九郡九十一县（其中多侨郡县），这也是宣城首次作为南豫州的侨置州郡。宋大明六年（462），淮南郡被北魏攻占，宋政府又在宣城郡侨置淮南郡，将南豫州的侨置州郡迁往南陵，直到宋大明八年（464），宋在收复淮南郡后才废除了宣城郡侨置的淮南郡。
建元元年（479）萧齐代宋后，淮河以北的国土逐渐落入北朝之手，宣城郡再度隶属南豫州的时间渐长，并且随着萧齐军事上的颓势不再改变。到了梁元帝承圣元年（553）南豫州又定治宣城，领八县。等到南朝陈建立之时，由于江北土地全失，南豫州在侨置宣城后就再无变化。在灭陈之后，隋朝政府于开皇九年（589）废郡并县，将南豫州改称宣州，宣城作为侨州郡县的历史正式结束。[3]
综上考述，宣城作为侨州郡县的历史开始于东晋，在宋、齐、梁、陈四代随着南朝军事实力的变化则有所改建与增置。兴废频繁，迁徙、改隶不定构成了东晋南朝时期宣城政区沿革的主要特点。
（三）东晋时期开发宣城的重要人物——桓彝
东晋及南朝政府之所以坚持实施侨置州郡的政策，和作为其统治支柱之一的北方士族密不可分。宣城作为当时首都建康的腹地，既拥有江南平原的沃壤，也拥有皖南山区的屏障，自然成为北方士族南渡后理想的侨居地之一。他们中居住在宣城的代表是来自北方谯郡的桓氏家族，而贡献最为突出的则是桓彝。
据考证，在永嘉乱前，桓氏先祖就带领家族成员南渡，由于其家族地位与实力较弱，无力求田问舍于建康，只得定居在宣城郡宛陵县（即今宣城）。《晋书·桓彝传》称有“坟柏”在宛陵。5桓彝死于苏峻之难后，也归葬宣城。桓彝第四子桓秘罢官后居宛陵墓所，“秘亦免官，居于宛陵。……秘于是废弃，遂居于墓所，放志田园，好游山水。”6这些记载证明桓氏家族定宣城后很快着手建立田园别墅，进行经济开发。[4]
鉴于桓氏家族定居并开发宣城的客观事实，晋明帝下诏任命桓彝为宣城内史。当时的宣城由于王敦之乱呈现一片荒芜的景象。桓彝上任后首先招募北方流民，开耕荒地进行生产救灾。此前，宣城在汉代虽然是丹阳郡的郡治所在地，但由于属于汉封楚国的封地，西汉政府不准兴建城池，故到了东晋仍然是有郡治而无城池的。依据“度地卜食，体国经野”和“国必依山川”的建城原则，桓彝依山为域，枕水为邑，带领百姓建造了一座背靠陵阳山、充分利用天然河流作屏障的城垣，总长七里许，时称“子城”。这是宣城有史以来的第一座城池，桓彝也成为宣城的城建第一人。此后历代宣城的扩建也是在桓彝建城的轮廓上，继续向外发展的。
三、侨置州郡政策对宣城文化的影响
尽管从时间来看，东晋南朝时期宣城作为侨置州郡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因此而来的北方移民对宣城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他们所带来的生产方式以及风俗习惯有的在宣城仍保留至今。
（一）对宣城人口的影响
侨州郡县政策的实施影响最为直接的就是宣城人口的增加。当时所安置在宣城的侨流，大多是来自当时豫州以及徐州的移民。根据史书记载，在永嘉南渡前宣城郡领11县，总户23500（口不详）7，到刘宋大明八年（464年），宣城郡领10县（含今区辖5县），户10120，口47992。8最后到统一的隋大业五年（609），宣城郡领6县，户19979（口不详）9。虽然行政区域时常变化，但总体来看宣城的人口呈增长态势，估计宣城范围内的北方移民及其后裔的人数，应在10万人左右。[5]
（二）社会经济开发方面的影响
在宣城被定为南豫州的侨置州后，来自北方青、豫等地的众多流民来到宣城侨居于此，他们不仅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更带来了北方如牛耕等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再加上南朝政府对待北方侨民流民所给与的免除税役等优惠政策。宣城的平原地带在原先开发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例如当时北方先进的蚕桑生产技术就是在这一时期在宣城得以推广。
南齐时期著名诗人谢朓任宣城太守的时候，他的《郡内登望》描绘了宣城当时桑树成荫的盛况：“山积陵阳阻，溪流春谷泉。威纡距遥甸，巉岩带远天。切切阴风暮，桑柘起寒烟。”10 这些诗句表明，此时的宣城除了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外还种植桑树等经济作物。等到南朝梁时期时，宣城的平原地区已经是“良畴美拓，畦吠相望，连宇高亮，阶陌如绣”11，呈现一派田美土肥的景象。除了平原上的农业生产，宣城因山区所拥有的丰富动植物资源也初步得到开发。例如在刘宋时期，有一位因为擅长射击而出名的宣城怀安人杨运长，史书记载他“初为宣城郡吏，太守范晔解吏名。素善射，太宗初为皇子，出运长为射师”。12 怀安县即今天宣城市下辖的宁国市，全市地处皖南的山岭地带，杨运长因为“善射”而被宣城太守范晔所赏识，以至于充当皇子刘彧的射箭教练，这段史实可以从侧面表明宣城山林游猎事业开发的力度。[6]
金宝圩现状图
农业的发展自然带动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在东晋南朝时期，大宗商品主要是农产品和土特产品，且以物物交换为主体。根据史书记载：“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13可以看出当时南朝商业的发展是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宣城城市商业的发展和本地大量种植经济作物有很大程度的联系。[7] 《隋书·地理志下》扬州刺史条曾将宣城郡与吴郡、会稽、毗陵等郡并列，说道：“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亦同。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查阅中国文物地图册可以得知，在宣城市区发现的南朝古墓中基本都有“直五铢钱”等货币出土，这也间接证实宣城商业在南朝得到了快速发展。
宣城的手工业在南朝时期也有较大发展，当时手工业主要分为官、私两类。官营手工业主要是各个州郡的“作部”，而宣城就是一个明确记载有“作部”的地方。[8]在宣城境内的南朝古墓中出土的陶器瓷器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三）文化风俗方面的影响
“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14 北方侨民对宣城所造成的冲击与影响既是深刻的，也是多元的。这种冲击与影响不仅表现在社会经济生产的建设上，同时也表现在生活习俗、语言、文化等领域的不同层面上。
1.生活习俗的改变
除了在经济上使得宣城得到迅速发展之外，北来侨民在生活习俗上也为宣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以饮食习惯为例，至今宣城仍保留吃面这一南方较为少见的习俗。这是由于当时来宣的北来侨民多种旱田，水稻耕作一时还未能适应。因此，他们多向宣城周边的丘陵山地发展，种植麦粟。而北方麦种的引进和推广又促进了宣城境内低山丘陵的开发。南齐时任宣城太守的谢朓在《赋贫民田》一诗中描述了当时宣城的北方侨民种植的小麦：“黍樱缘高植，稽徐即卑盛。”15 足见当时在宣城麦类已经被广泛种植。
2.文学艺术的发展创作
宣城作为皖南门户，既是古代北方人民南下的重要通道，也是南北文化的交融走廊。永嘉南渡后，北方学术文化重心随之南移，宣城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吸引了大批北方侨民背景学人的到来，例如范晔、谢朓、江淹等有着北方侨民背景的知名学人都曾在宣城任职。南朝时期山水文学的兴盛更是直接与宣城有关。由于宣城山川秀美，是山水文学创作的理想背景地之一，因此得以不断吸引学人前来就职，而他们的创作则使得宣城的文化地位得以不断提升，最终成为山水文学创作的福地之一。正是依靠南朝诗文创作所带来的盛名，才使得宣城在之后的唐代吸引了李白等大批文化名人慕名而来，真正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山水诗城。
3.主要使用方言的变化
主要使用方言的变化是北方侨民对宣城影响的一个极佳缩影。在成为南豫州的侨置州前，宣城仍属于纯粹的吴语区。但在设置侨州接纳北方侨民后，这些北方侨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也相对有了一定的话语权，这对当地土著语言的冲击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当时《颜氏家训·音辞篇》云：“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桓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16 久而久之，由于北方移民在人口、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导致吴语方言的结构和分布范围都发生了重大分化，吴语方言逐渐向今宣城的东北靠近江苏的平原地区退缩，而在宣城市区以及山区丘陵地带移民相对集中的地区，吴方言则为江淮官话所逐步同化和取代。
查阅《中国语言地图集》可以发现，今宣城市区以及山区乡镇居民使用的语言，在语音系统、词汇和语法结构上都和北方话比较接近，属于北方方言的江淮官话，这也正是当年北方移民侨寓最为集中的区域。与之相反的是，东北部水阳江平原地带的部分乡镇使用的语言，在语音系统、词汇和语法结构上则比较接近于吴语方音，其语言的最大特色，就是保留了古全浊声母系统。
04
结 语
东晋南朝时期是宣城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正是东晋及南朝政府实施侨州郡县的政策，使得宣城在作为南豫州的侨州治地期间，招徕并安置了大批来自北方豫州等地的侨民。这些侨民带来了北方较为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同时也传播了自身文化习俗，使得宣城在城市建设，农业发展以及文化等方面得到了极大发展、等到隋朝废除侨州政策之时，宣城的开发程度已接近当时江南开发最早的三吴地区，由此可见这些辉煌的成就是在南迁的北方侨民以及宣城本地居民的共同努力下实现的。
注释：
1.目前学界对东晋南朝时期宣城历史梳理分析较为知名的成果有：胡阿祥《宣城以外看宣城》，载《宣城历史文化》2012年第一期；胡阿祥《先唐时代之宣城：江南奥壤，山水诗城》，载《安徽史学》2016年第三期等。
2.目前学界对东晋南朝时期侨州郡县相关研究中较为知名的成果有：张宪华《东晋南朝皖南的社会经济》，载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四期；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之影响述论》载于《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一期等。
3.【清】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序.，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页。
4.【梁】沈约：《宋书》卷一《武帝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页。
5.【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七四《桓彝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39页。
6.【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七七《陆晔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23页。
7.同5。
8.【梁】沈约：《宋书》卷三五《州郡一》，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82页。
9.【唐】魏徵等：《隋书》卷三一《艺文志》，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72页。
10.【南齐】谢朓：《郡内守望》，《谢宣城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11.【唐】姚思廉等，《陈书》卷三四《庾持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18页。
12.【梁】沈约：《宋书》卷九四《恩幸》，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74页。
13.【唐】魏徵等：《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90页。
14.【唐】张籍：《永嘉行》，《全唐诗》卷一，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36页。
15.【南齐】谢朓：《赋贫民田》，《谢宣城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页。
16.【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83页。
参考文献：
[1]罗贤佑.《中国民族史纲要》[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97.
[2]汪河.《何为侨置郡县》[J].《中国地名》，2015（11）：39.
[3]胡瑕.《东晋南朝安徽境内侨州郡县考略》[J].《安徽史学》，1990（2）：7—14.
[4]杨恩玉.《东晋宣城内史桓彝墓考辨》[J].《东南文化》，2010（1）：56—59.
[5]胡阿祥.《东晋南朝侨流人口的输出与输入——分别以今山西省域与今安徽省域为例》[J].《文史杂志》，2008（1）：51—83.
[6]张宪华.《东晋南朝皖南的社会经济》[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427—430.
[7]朱和平：《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作物中的商品成份问题》[J].《农业考古》，2001（1）：114—118，128.
[8]汪立星.《六朝时期安徽中南部地区城市发展概况初探》[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3）：108—112.
（作者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