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至元十年，蒙古可汗忽必烈把铁穆耳选为自己继承人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大蒙古国在选定继承人的问题上，可汗忽必烈采纳了儒臣的建议从自己的嫡子中选定皇太子。忽必烈与长妻察必皇后共生有四子：长子朵儿只、次子真金、三子忙哥剌、四子那木罕。其中长子朵儿只未婚并无子嗣，并且他体弱多病，死于慢性疾病。嫡长子朵儿只早亡且未有所出，因此嫡次子真金便自然成为了皇位继承人的不二人选。
至元十年（1273年）三月，真金被忽必烈正式立为皇太子。之后，由于阿合马的余党答即归阿散等人利用江南监察御史建议忽必烈禅让皇位给真金太子的奏章，使得真金太子郁郁而终。
忽必烈对继承人的初步构想
真金太子亡故后，忽必烈一直未立皇太子。直到忽必烈统治末年的至元三十年（1293年），立储一事才最终被确定下来。但是仔细地去分析史料的记载便会发现，事实远远不止如此。
据《元史》记载：“初，裕宗即世，世祖欲定皇太子，未知所立，以问阿鲁浑萨理，即以成宗为对，且言成宗仁孝恭俭宜立，于是大计乃决。成宗及裕宗皇后皆莫之知也。”傲日格勒对于上述史料中忽必烈立铁穆耳为皇太子一事认为，这是后人追记的结果。
笔者通过阅读上述史料中的细节部分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上述史料记载中的时间点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即最初，真金太子离世后，忽必烈便有了再次定立皇太子的初步打算，但是不知道所立之人为谁，这样就问计于畏兀儿大臣阿鲁浑萨理，阿鲁浑萨理建议立铁穆耳为皇太子。
由此可知，忽必烈就皇太子所立何人之事问计于畏兀儿大臣阿鲁浑萨理的时间是在真金太子离世后不久即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前后，并非至元三十年（1293年），同时可以看出，这只是忽必烈对于皇位继承人的一次初步构想而已，并非最终决定。
因此，铁穆耳与阔阔真哈敦并不知情，这点是可以说得通的。至于文中“大计乃决”，笔者认为，可以理解为忽必烈对于皇位继承人的一个初步构想形成了。由此可见，在真金太子离世后，忽必烈有过再次选立皇太子的想法，并且问计于畏兀儿大臣阿鲁浑萨理而形成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对象，只是尚未付诸行动而已。
真金太子离世后，忽必烈能够支持阿鲁浑萨理的主张，并不是铁穆耳“仁孝恭俭”。其实铁穆耳自身也有极大的缺点，那就是酗酒，这件事情使得忽必烈极为恼怒。
真金太子卒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而忽必烈的三子忙哥剌已于至元十八年（1280年）亡故，因此忽必烈的嫡子中仅剩下第四子那木罕。那木罕曾经对于皇位怀有“僭望”，屠寄认为，那木罕之所以与皇位“失之交臂”是因为他有过被俘这段不光彩的经历，所以，忽必烈便把目光投向了嫡孙的队伍中。
真金太子有嫡子三人，分别是长子甘麻剌、次子答剌麻八剌、三子铁穆耳。甘麻剌作为忽必烈的嫡长孙，并且又在察必皇后身边长大，日夜服侍忽必烈。
甘麻剌最适合成为忽必烈的继承者。但是为何忽必烈未将甘麻剌作为首要的皇位继承人呢？笔者认为，这多半与甘麻剌先天患有口吃这一原因有关。，因为“游牧民族一般不会选残疾人继承汗位。”
所以甘麻剌作为忽必烈的嫡长孙而未被忽必烈作为继承人的人选便很容易被理解。真金太子的二子答剌麻八剌亦是残疾之人。
据《草木子》记载：“世祖生子口哑，即裕宗。及壮，当有室，使其游都市，使择其意之所可者为妻，独指一屠人妇，世祖即为娶之，乃妲吉妃子也，腹生二帝。”
又据藏文史料《汉藏史集》记载：“皇子真金与其妃阔阔真生有三子，长子为甘麻剌，第二子为答剌麻八剌，是哑巴，第三子为完泽笃铁穆耳。”
上述两段史料的记载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草木子》的记载中，裕宗即真金太子是哑巴，而其妻是答己。答己是真金太子第二子答剌麻八剌的妻子，即为真金太子的儿媳，可见这一记载显然有“张冠李戴”之嫌。
结合《汉藏史集》中的记载可以得知，真金太子的第二子答剌麻八剌是哑巴。这一结论是否正确，从一些正史记载的细节中亦可窥知一二。
据《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八年，始诏出镇怀州，以侍卫都指挥使唆都、尚书王倚从行，至赵州，从卒有伐民桑枣者，民遮诉于道，答剌麻八剌怒，杖从卒以惩众，遣王倚入奏，世祖大悦。”
在答剌麻八剌听到百姓诉说从卒砍伐他们的桑枣之时非常生气，但是未对此发表任何指责的言论，直接就杖击从卒以示惩戒。这可以从侧面证明，答剌麻八剌是哑巴的事实。那么答剌麻八剌自然也就失去了皇位继承人的资格。剩下的就只有真金太子的第三子铁穆耳了。
忽必烈对于继承人的最终确定
到了忽必烈统治末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久病在床。在这样的情况下，阔阔真哈敦终于按捺不住了，趁着回回大臣赛典赤·伯颜受到忽必烈的赏赐之机，请求他就皇位继承人问题探一探忽必烈的口风。
据《史集》记载：“就在那一天，[铁穆耳]合罕的母亲阔阔真召了他去，说道：‘因为你获得了这样一些奖赏，并且合罕又把国事委托给了你，请你去问一问：“真金的宝座被封存九年了，你对此有何吩咐？”’而当时，[铁穆耳]合罕正在征讨海都和都哇的军队。伯颜平章把这话禀过了[合罕]。
合罕由于过分高兴，从病床上起来，召来异密们说道：‘你们说这个撒儿塔兀勒是个坏人，然而他却出于怜悯而作出了有关臣民的报告，他谈到了宝座和大位，他关心到了我的子女，为的是在我身后他们之间不致发生纷争！’于是，他又一次奖赏了伯颜平章，并以其祖父的崇高名字赛典赤来称呼他。”
由于第一次忽必烈在真金太子亡故后，只是与畏兀儿大臣阿鲁浑萨理私下里选定了皇位继承人，因此铁穆耳与阔阔真哈敦并不知情。
忽必烈久病卧床时的安排
在忽必烈久病卧床的情况下阔阔真哈敦请求回回大臣赛典赤·伯颜趁着忽必烈给予他赏赐之机向忽必烈提出有关继承人的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阔阔真哈敦与赛典赤·伯颜在提及继承人的问题时并未专门提到铁穆耳。这证明了当时的阔阔真哈敦是为了元朝的安定着想，并未偏向某一人。
当时久病在床的忽必烈为何迟迟未公布自己在私下里已经确定过的继承人？笔者认为，这或许与他的嫡长孙甘麻剌有着一定的关系。
据《元史》记载：“甘麻剌少育于祖母昭睿顺圣皇后，日侍世祖，未尝离左右，畏慎不妄言，言必无隐。”可以看出，甘麻剌是由察必皇后抚养长大的，并且侍奉过忽必烈，可以想象忽必烈与他之间祖孙感情甚笃。
甘麻剌是忽必烈的嫡长孙，这一身份亦是十分高贵的。但是忽必烈在真金太子亡故后，初步选定的继承人是铁穆耳，并非甘麻剌，这与他患有口吃有关。
忽必烈考虑到甘麻剌嫡长孙的地位以及与他深厚的祖孙感情，虽然已经有了继承人的合适人选，但是却迟迟未付诸行动。尽管甘麻剌由于自身患有口吃而被忽必烈从继承人的选项中排除掉，但是忽必烈对于甘麻剌的封赏还是极为丰厚的。
据《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六年，世祖以其居边日久，特命猎于柳林之地。明年（二十七年）冬，封梁王，授以金印，出镇云南。二十九年，改封晋王，移镇北边，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更铸晋王金印授之。
中书省臣言于世祖曰：‘诸王皆置傅，今晋王守太祖肇基之地，视诸王宜有加，请置内史。’世祖从之，遂以北安王傅秃归、梁王傅木八剌沙、云南行省平章赛阳并为内史。明年（三十年），置内史府。”
结语
总的来说，忽必烈从至元二十六年到至元三十年这四年间，对嫡长孙甘麻剌封王，其目的在于拟补失去继承人地位的嫡长孙，为下一步确立铁穆耳的继承人地位作充分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