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中书舍人通过六押制度行使参议表章权，开元二年五花判事出现之后，六押制度逐渐被破坏，中书舍人的参议表章权也随之被侵夺，至安史之乱之后，中书舍人的六押制度彻底废停。
后梁建立以后，中央官职基本沿袭唐制，因此，中书舍人在后梁朝也并没有参议表章以及判事的权力。至后唐，虽然末帝曾颁布《饬中书舍人诏》，强调中书舍人在实际行政中的独立性，但中书舍人的封驳权仍然没有恢复。
这一时期，中书舍人主要通过参议进奏的方式参与政治，表明自己对时局的看法以及目前政权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对当时的职官制度、用人制度、农业、币制、藩镇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书舍人参与党争的情况，具体表现为同一党羽的中书舍人互相提携，对立两党之间的中书舍人互相倾轧，皇帝还以中书舍人为排斥、打压党羽的媒介，通过中书舍人来保证自己的权力不被党争中的权臣侵夺。
1.后梁
后梁时期，梁太祖朱温受禅之前，军谋大政，都委任给敬翔，受禅之后，对敬翔更为器重。因此，后梁太祖朝，庶务大都由敬翔负责，中书舍人参与疏奏的情况很少。
至末帝时期，始有中书舍人奏疏，参与政治的情况。龙德元年，中书舍人马缟奏请修改基层组织的名称，梁末帝对马缟的奏请持肯定态度，并按照其奏请修改郡县名。由此可以看出，后梁时期中书舍人并非“只知撰制，不知机务”。
后唐时期，中书舍人奏疏较为频繁，在政治活动中较为活跃。其中，以程逊为最。程逊在担任中书舍人期间，上言“民间机织多有假伪，虚费丝缕，不堪为衣，请下禁止，庶归朴素。”
之后，程逊又与学士和凝、张砺等上十三事。凡官员黜陟、内外考课、地方监察、边镇安全、屯田括田、民籍户口以及铸钱等方面均有涉及。卢詹在任中书舍人时，曾于天成三年上言建议在正殿接见外国朝贡的使者，他认为在正殿接见外国朝贡使者，可以彰显本朝的文明风物。
3.后晋
后晋时期较为上疏活跃的中书舍人有王易简、李详、陶谷以及窦贞固。王易简建议晋高祖在政权初定之后，认为“以严刑峻法，则三军益叛，急征暴敛，则百姓愈逃”，规劝晋高祖应当循序渐进地治理国家，不宜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
窦贞固为中书舍人，天福三年奏曰：臣伏睹先降御札，……臣今欲请降敕命，指挥文武百寮，每一司之内，共集议商榷一士奏荐；述其人有某能某解，堪为某官某职，便请朝廷据奏荐任用。若能符荐，果为当才，即请量加奖赏；或有乖共举，兼涉徇私，亦请量加殿罚。
又有李详为中书舍人时，在奏疏中提及的裁汰冗员、严格章服授赐标准等问题，宰相对其评价道“爰具上章，乃是大纲，且非小善。既叶圣人之教，可嘉君子之言，往赐施行。”时宰相认为李详提出的问题并非无关痛痒，而是在当时可为“大纲”，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按照李详奏疏付诸实施。
4.后汉、后周
后汉后周两朝，中书舍人上疏进奏的共两员。后汉刘涛为中书舍人，乾祐二年上言建议，在上贡之时，不应以同一标准要求各个方针。方镇由于具体情况不同，因此上贡的物品应按照其物产视情况而定。
二、中书舍人与十国政治
1.中书舍人进奏劝谏
五代，中书舍人通过上述进奏的方式积极参与政治，对于当时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了许多合理见解，如王易简的《渐治论》，程逊等人上疏治国十三事等。
十国时期通过上疏、劝谏参与政治的中书舍人有韩熙载、潘佑以及乔匡舜等人。潘佑为南唐后主朝中书舍人，时南唐党争激烈，后主任用奸佞，潘佑屡次劝谏，后主不纳。
又有同朝韩熙载，在任中书舍人期间，曾上疏整顿币制，《唐故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承旨昌黎韩公墓志铭》载：“俄而拜中书舍人，从时望也。公虽才识优赡，而质性疎散，凡在位者，道复不同，御史深居移病，罕与朝谒。时兵兴之后，国用不充，公援古酌今，请以钱为币，时献计者甚众，玄宗独以公议为长，即拜户部侍郎，充钱币使。”
2.中书舍人与党争
五代十国时期，南唐是党争最为突出的一朝。南唐的党争是以宋齐丘为首的冯延己、查文徽、陈觉等宋党与以孙晟为首的江文蔚、韩熙载、常梦锡等的孙党之间的斗争。
对立的宋党与孙党之间的中书舍人则互相倾轧。徐锴在元宗朝已经担任虞部员外郎，后主李煜继位后，迁屯田郎中，知制诰。按照惯例，应当迁为中书舍人。时游简言为相，压制徐锴，久不以徐锴为中书舍人。
潘佑与张洎在任中书舍人之前“素亲厚”，两人由于党争的关系，在任中书舍人之后逐渐对立，最后张洎以潘佑的奏疏中言辞不当为由，陷害潘佑。
三、总结
中书舍人是中书省重要的职官，自魏晋至明清，都在行政中枢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唐宋时期，随着三省制的确立和演变，中书舍人相关的制度也不断成熟。因此，中书舍人一直以来都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这一时期的中书舍人通过进奏上疏和劝谏的方式积极参与政治，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五代十国时期的中书舍人，并非唐末以来的“只知撰书，不知机务”，而是与政治息息相关，仅是参与政治的方式有所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