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朱瞻基，说实话算是明朝二百七十六年中不错的皇帝。如果按照能力给明朝十六位皇帝排个名，毫不夸张地说，朱瞻基仅次于朱元璋。然而，这位明朝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好皇帝，只活了三十八岁，他去世之时，皇太子朱祁镇只有八岁，正处于需要被打磨雕琢之时。缺失了父亲的言传身教，朱祁镇长期与宦官关系密切，为日后明朝出现专权宦官一代目王振埋下伏笔。
可以说，朱祁镇成为昏君，朱瞻基英年早逝算得上是比较重要的原因。但这绝非是最重要的原因。清朝的康熙皇帝，继位之时也只有八岁，但这并不妨碍康熙成为一代圣君，平定三藩之乱，击败沙俄，扫清台湾明郑势力，缔造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盛世。如果再仔细对比，会发现清圣祖和明英宗继位之时的相似条件更多。二人继位之初，都依靠自己的祖母掌控全局，而他们二位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和张太后，都是地位尊崇，能够识人用人的杰出女性。但这两位皇帝最终的成就截然不同，必然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对于朱祁镇而言，他的祖母去世的时间太早。张太后在朱祁镇十五岁时便去世，年轻的朱祁镇再无可以依靠的亲人，对于一个政治上的菜鸟而言，这无疑是令他手足无措的。但如果将张太后去世得早作为朱祁镇成为昏君的原因，是在是过于牵强。须知，康熙皇帝在十四岁之时，便亲自筹划了清除权倾朝野的鳌拜的计划，并取得了成功。在扳倒鳌拜后，少年的康熙皇帝并没有处死这个嚣张跋扈的权臣，而是念及他曾经为清朝江山奠基的功劳，放了他一马。十四岁康熙的胆识，见识和能力，是十五岁的朱祁镇难以望其项背的。那么，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何处？
明朝皇帝对于皇子的培养，向来不重视，或者说体系不健全。对于皇子的培养方式，明朝并没有形成定制，如何培养的决定权，在于皇帝本人，具有太大的随意性。以朱祁镇为例，史书几乎没有记载他年幼之时所受到何种教育。当然，这并不是说朱祁镇没有受到任何教育，只不过证明他受到的教育并不深刻。教育是一个人智慧的启蒙，对于皇位继承者而言，教育更显得格外重要。身为人主，在年幼之时便要将一些东西，如明辨是非的能力，胆量，气魄，处理与大臣关系，控制权力等能力熔铸到自己的血液之中去，使之成为自己的本能。清朝的培养模式便是如此，对于每一位皇子，从三四岁便开始教授满文，汉文和蒙古文，儒家经典，并学习骑射，强身健体。康熙皇帝曾经回顾自己的童年，几乎从日出到日落，都在不停学习，有时甚至累到吐血。
清朝的这种培养，是成制度的。皇子应该学什么，都是有惯例的，皇帝在这个过程中无法做出过多的干涉。因此，在这种制度之下，清朝皇子得到了德智体美全方位的教育，因此清朝皇帝的个人素质普遍较高。
对于宦官的定位，也是将朱祁镇塑造成昏君的很重要因素。虽然朱元璋在建国后明令宦官不得干政，但另一方面，对于宦官他依旧赋予了一定权力。比如洪武十七年，设立了司礼监，负有掌印，秉笔，掌管礼仪和刑名等职责。这产生了一个矛盾，既禁止宦官干涉政权，但同时又将宦官置于权力体系之内。后来，宦官的地位日益提高，不仅掌握了参与到行政过程，一定程度上对军权有所控制。在这种怪异的体系下，宦官在制度上便确立了一定高度的地位。再加上宦官的特殊身份，得以与皇帝过多接触，使得宦官在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之时又获得了附加的权力——即皇帝“借给”他们的一部分皇权。
与此同时，当皇帝年幼之时，制度地位较高的太监，如掌印太监，可以借助履行权力之机会，对小皇帝潜移默化地进行影响，使之得到皇帝的信任，进而获得更多的附加权力。很不幸，明朝的皇帝普遍短命，这便使得所谓“宦官不得干政”成为一句空话。朱祁镇正是在王振的影响下，交给了王振过多的权力，造成了明朝历史上第一次宦官之祸。
清朝鉴于明朝的教训，对宦官进行了重新定位，那边是杂役。清朝的制度设计中，丝毫不给宦官接触权力的机会，宦官的职责便是干粗活，做饭，扫地，刷马桶等。康熙皇帝时期虽然设置了敬事房作为宦官的权力机构，但其职权范围仅仅在宦官之中有效。在这种定位下，宦官失去了接触政治权力的一切可能性。即使皇帝信任太监，太监也无法对皇帝的执政理念产生影响，在制度上太监也很难利用皇帝的信任去胡作非为。
因此，清朝皇帝很少有被宦官影响的。
所以，与其说朱瞻基的早逝造就了昏君朱祁镇，不如说明朝糟糕的制度设计成为了培养昏君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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