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木与帝国：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革命》，[美]孟一衡著，张连伟李莉李飞郎洁译，上海光启书局2022年8月版。
杉木人工林的培育史始于一场危机
1793年，大英帝国首次来华的外交使团返回途中，特使乔治·马戛尔尼经过了中国南方地区。马戛尔尼在日记中记录了对这一地区勤劳农作的印象。在浙江和江西交界地带的附近，这位爱尔兰伯爵写道，他“看到只要能耕作的地方都被充分利用起来”，留意到“任何可以利用的山坡都被开垦成梯田，种上不同类型的作物”，并且“池塘和蓄水池是一个公众关心的问题”。最后，马戛尔尼观察到“山上都是新种的树木，主要是杉树，有成千上万英亩。从这里到广州一路上基本都是如此”。25年后，植物学家克拉克·阿贝尔（ClarkeAbel）陪同另一个英国使团访华，对于中国森林留下了内容更为丰富的文字材料。他也注意到长江沿岸漫山遍野的“橡树和杉树人工林”。根据以上两位旅行者的描述，中国南方林木茂密，尤其是存在大量幼杉人工林。
200年前，这些英国观察者看到的正是许多现代学者所经常忽略的：布满山峦的针叶树，都是人们亲手种植的。马戛尔尼和阿贝尔认识到这些森林是人类培育的产物，如同低山坡上的水塘和梯田。从杭州到广州的山上长满了树木，不是由于缺少人类的干预，反而就是人们种上去的。正是他们来中国旅行的时候，在欧洲，林务员开始推广这种针叶树类型的人工林，但是在中国南方，这种“新植树木”的森林并不是什么新现象。马戛尔尼和阿贝尔看到的杉树，是早在12世纪和13世纪就开始培育的树木的克隆繁殖后代，这些树木不仅是人造林，还是经过人类改造和再改造的森林，几个世纪以来不断重复。
农民在苗圃中进行培植杉木苗的工作。纪录片《杉木》（1955）剧照。
环境和制度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森林的形成。无论在哪个层面分析，生态都是这一问题中的关键因素：植物的生长过程决定着树木成长的模式，物种的相互作用影响着群落组成，气候条件限制着森林生物群落的范围。人类的行为也成为这些环节上的重要影响因素：种植者引导着树木从种子到树苗再到树桩；他们决定着选择什么样的树木种在一起以及怎样采伐它们，这影响着各林分的年龄和物种组成。公共的准则和商业的需求也传递着人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选择什么样的树木栽种。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解释区域性的森林生物群落的出现，就必须考察把森林聚集在一起的基石：为了管理、记录商品林并从中获利而出现的大规模机制。换言之，如果不探究中国市场和中华帝国的驱动力，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森林。
森林调查是欧洲统治者转变为
早期近代国家的关键途径
因为欧洲的经验是我们当代对森林认知的渊源，所以值得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欧洲林业的发展过程。在内部，森林调查是欧洲统治者将中世纪宫廷转变为早期近代国家的关键途径。“forest”（森林）一词，以及与它具有亲缘的forst、forêt和foresta，都源于贵族或城市庄园控制的森林管辖区的行政术语，其中有些地方甚至并没有特别茂盛的树木。各个国家扩大了森林管辖的范围，但只是逐步扩大。威尼斯是一个关键的革新者，它从16世纪开始调查其陆地森林。在北欧和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宫廷只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才调查其王室领地以外的森林。正是这种监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森林调查的扩大，使行政术语“森林”（forest）几乎变成了描述性术语“林地”（woodland）的同义词。反过来，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林学家利用他们新创办的专业期刊和学院来发展关于气候、土壤和可持续性的思想，“森林”才具有了现代生态学含义。换句话说，“森林”一词不断扩展的含义，反映了欧洲国家控制自然资源、最终量度和管理林地生态的野心。但是林业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国内事务。
随着欧洲早期近代林业部门改变了本地的森林管理，他们的宫廷也派出调查员、商人和植物学家走遍整个大陆，寻找更多的材料。这些人在旅行过程中，把新发现的森林和物种报告给国内，为科学研究、帝国利益和商业利润服务。从莱茵河开始，木材采伐的边界沿着波罗的海向北和向东移动，然后向西到达美洲，最后达到非洲和亚洲。但是，无论他们代表的是科学团体、官方垄断企业，还是私人利益集团，欧洲的调查员都在寻找同样的东西——木材，以便替代更熟悉的国内供给。
在此过程中，从挪威云杉（Norwayspruce）到里加冷杉（Rigafir）、美洲白皮松（Americanwhitepine）和印度柚木（Indianteak），他们把一系列树种分类并转化为商品。欧洲人，尤其是受过训练的德国和法国林务员、苏格兰外科医生和博物学家，在林业、植物学和环境科学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英国植物学家甚至将中国南方主要的造林树种以苏格兰外科医生詹姆斯·康宁汉（JamesCunningham）的名字命名，他于1702年将第一批标本从浙江送回国。他们提出的术语、概念和原则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然而，如果我们剥离过去两百年的发展，回到公元1800年前欧洲的森林监管，中国的经验看起来就不那么陌生了。
在中国，正是官僚体制和商业的不同渗透，导致森林景观的改变。当欧洲国家扩大官僚机构来监管国内森林并在海外进行殖民以扩张木材供给时，中国基本上没有这么做。但是，官僚林业的缺失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国家完全放弃了对森林的监管。相反，管理者通过土地税收、劳动力和商业等多方面的监督来监管森林。他们在12世纪就开始调查森林，比欧洲类似的调查早了500年。他们对市场上的木材运输进行征税和管控。在14世纪，他们将“山”统一为应纳税森林的官方用语。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发展日益集中化、专业化的林业服务体系，而是尽量减少对森林的直接监管，把重点放在了对私人木材贸易的征税和管控上。没有林业行业的发展，“森林”（山）仍然是一个行政管理概念，能确定具体的税率，但对地表植被的影响有限，更不用说生态了。
商业化也带来许多消极后果，这与现代世界相似。由于林农最大化可量产的商品如木材，导致那些不可量产的生态产品明显下降。他们造成位于商业边缘的动植物栖息地的破坏或退化，尤其是像老虎和大象这样的大型哺乳动物。地表植被减少，导致坡地侵蚀，以及河流和湿地的泥沙沉积。因为植树者要求对森林的专有权，他们也剥夺了社区成员对燃料、饲料和野生食物的传统需求。植树者把高地上的人从他们的土地上驱离，将他们长期从事林产品生产并在低地上交易的角色也驱离。所有这些趋势——无论好与坏——都将在其后的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中出现。
中国早熟的商业化的另一面是国有林业的发展受到阻碍。如下所述，中国国家创建或扩大其森林管理机构至少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应对11世纪的木材危机期间，第二个时期是在15世纪初新的帝国建立期间，第三个时期是在16世纪官僚机构复兴期间。然而选择和偶发事件一再将政策从集中监管转向间接的、主要基于市场的调控。
在欧洲，公务员被训练成专业的林务员和植物学家，为政府各部门工作，并进行殖民调查。继而，这些职业又成为林业、生物学和环境科学发展的关键。相比之下，中国缺少国家层面的林业部门，意味着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造林，他们把造林视为农业的一个很小的分支，把植物学局限于医疗上的草药学和方志中无关紧要的方面。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南方木材树种是由英国植物学家命名，而不是由中国植物学家命名。中国私营木材种植者的生产力使国家得以发展出一种非常高效、放任自流的自然资源管理方式，但是它也阻碍了更专业化的环境知识的发展。
中国的森林体系是创新的
无论其最终的缺点是什么，中国的森林体系是创新的，它对国外尤其是朝鲜和日本，也有着显著的影响力。在朝鲜，当王室在15世纪发展了对用材林的监管时，特别引用了中国的先例——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也是相当早熟的。朝鲜后来的林业与中国模式有了实质性的分歧，但它继续参考了中国的制度和术语。在日本的部分地区，17世纪和18世纪发展起来的森林监管形式，看起来也与中国的造林惊人地相似。虽然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中国对日本植树的影响，但鉴于日本在其他许多制度上都采用了中国的模式，因而在林业方面也可能同样如此。朝鲜和日本都使用中文词语“山”（朝鲜语：san，日语：san/sen/yama）来表示其行政上管理的森林。
《森林民宿》（2021）剧照。
在没有清晰的文献资料线索的情况下，最初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大多认为中国的确缺少有效的森林系统，并转而使用其他形式的证据来探究生态变化。伊懋可在他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大象的退却》中，用大象作为其栖息林地的代表。通过“大象的退却”和一系列传闻证据推论，他断言，随着中国向南方和西部的发展，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不断下降。其他著作，尤其是马立博的《虎、米、丝、泥》，也依靠描述性证据和其他替代性材料来证明不受控制的增长导致了灾难性的退化，特别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30但是，中国19世纪的灾难性事件是长期环境失调的证据，还是森林系统在新的压力下崩溃的证据？在没有其他分析框架的情况下，尽管缺乏18世纪和19世纪之前环境退化的明确证据，但伊懋可的长时段叙事被认为证明了中国数千年的毁林过程。
这些资料证明中国森林发生了大规模转变，而不是毁坏。在1000年到1600年间，伐木工人的确砍伐了大片林地，此后甚至更多。但是，砍伐中国原始林地并不意味着森林植被完全丧失。相反，强劲的木材需求导致种植者栽种新树木来代替他们砍伐掉的树木，而不是留下空地浪费或将其改造成农田。这使生态多样性和复杂性降低，但它与完全的毁林相去甚远。直到19世纪，新的压力破坏了原有的功能系统，中国森林才真正开始面临灾难。尽管与众所周知的欧洲经验，甚至日本传统有很大不同，但中国有一个有效的森林监管体系，提供了大量商业木材产品，防止了灾难性的退化，这一体系提供了超过六个世纪的制度和环境变化的充分证据。
森林被纳入官方的土地监管
中国森林监管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区域史，是中国南方环境的产物，它改变了该地区的自然和文化。因此，为了理解商业造林所带来的变化，我们必须了解此前该地区的生态和文化状况。南方地区的北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长江为界的。江北的一片辽阔的沉积平原，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心地带。在长江的南边——中国人所说的“江南”——是更加丰富多彩的景观，这里的沿海湿地和水稻种植平原被500米以上的山脉和1000米以上的山峰区隔开来。
《森林民宿》（2021）剧照。
但是，即使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南方森林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孢粉证据表明，到公元前三四千年前，江南部分地区已经被开垦成农田。整个地区群山相连，意味着南方被分割为存在边界的两种地带，高地的人们用森林产品交换低地农民的农产品。实际的统治区域是沿着地形线形成的：低地居住的是定居的农民，受到汉族政权的控制，而高地则是非汉族族群居住的区域。换句话说，南方著名的森林财富是属于南方高地的。
自从造林第一次出现在这个多元区域的一个小角落，它就改变了中国南方的景观，并进一步转变了区域文化、山地和低地之间的复杂梯度。商业用材的主要树种，中国杉由于种植过于广泛，很难确定它的原产地，但它肯定原产于中国南方，很可能源于徽州、浙江西部和江西，这也是公元1100年左右首次证明有商业用材林的地区。制度的发展只会强化这种早期优势。第一次森林调查、第一批木商许可证和第一次结束伐木徭役的改革都是这个大区域的产物，这进一步强化了其木材市场的可靠性、清晰度和效率。
随着木材贸易的发展，江南每个主要区域都参与了向南方临近地区推广造林的进程。负责调查的官员逐渐对江西和福建的森林进行了登记，后来又在广东和广西的部分地区进行了登记。税关官员量化了木材的登记，降低了整个长江沿线市场的关税。徽商在长江沿岸和东南沿海地区推广用材林种植。从江西来的搬运工翻山越岭，把种苗运到遥远的南方和西南地区。他们一起扩散着土地所有权、商业规则和营林技术以及杉树本身，将多样化、特色化、开放式的林地转变为私有林木。虽然重要的地区性和区域性差异仍然存在，但这些相互关联的林区使南方的生态和制度景观看起来越来越统一。
通过将种植景观从河谷延伸到山区，用材林种植者逐渐改变了国家与非国家之间的空间、汉族与非汉族族群的边界。詹姆斯·斯科特在他关于东南亚高地史的研究中指出，税收和强迫劳动等国家行为会把占据低地“国家空间”的主导族群与在山地实践“不被统治的艺术”的高地族群区隔开来。与此相一致，直到19世纪末，中国人自己使用的主要名称是行政分类的“民”，而非民族分类的“汉”。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低地的“民”与高地的“蛮”之间的区别是：“民”有固定的居所，并且通过各自户口纳税；而“蛮”则四处游荡，并向他们的部落首领进“贡”。贝杜维认为，这意味着分隔“汉族区域”（Hanspace）与其他区域的边界穿越了生态区，固定田地（fixed-field）的农业逐渐变得边缘化，无法支撑。数个世纪以来，这些界线将纳税、种植水稻的低地农民与不纳税、刀耕火种的高地山民区分开来。然而，即使在正式服从国家的范围内，也存在着进行谈判和抵制的巨大空间。正如宋怡明对明朝军户的研究表明，他们可以选择何时以及如何服从国家的需要。
中国南方的高地居民长期以来在南方木材生产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采伐巨木，然后卖出，因此进入低地经济。在商业造林出现之前，他们的生活属于朝贡经济，而非纳税经济，他们被归为部落族群而不是臣民。在允许高地像农耕区一样从事种植以后，人工林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平衡。虽然不同于以粮食为基础的农业，但造林还是有比较固定的空间，并且在产量上足以征税，使“国家空间”（或“汉族空间”）延伸到了高地。
在汉族低地与非汉族高地之间的分形边界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区域，具有自己独特的生物群落和制度。在这片以徽州为中心的江南高地上，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了，他们像种庄稼一样种树，登记他们的林地并向国家交税，生产出作为市场商品的木材。后来，其他的社会群体也涌现出来，其中最著名的是客家人，他们走出福建、江西和广东的山区，在中国南方种植树木、茶叶和其他高地作物。这些从前的刀耕火种者在边缘地带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并不太安全的空间，他们被认为比那些退到深山里的族群要开化一些，但又因他们太过游荡和异样的文化特征，也无法被低地社会完全接受。
纪录片《从前有座森林》（2015）剧照。
中国的木材时代
我认为，中国南方地区造林的发展，不仅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南方的生态与社会，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历史的分期。传统上，中国历史学家根据1000—1600年之间统治中国的三个主要朝代进行划分。宋朝在960年至1127年控制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这一时期被称为“北宋”——此后直到1279年继续统治了中国南方——“南宋”。它以在贸易、教育、政府财政和科技方面的特殊成就而闻名。当时印刷术开始普及，政府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中国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并发明了火药武器和航海指南针。但宋朝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懦弱的帝国，不断受到强大的、非汉族对手的围攻，包括契丹人建立的辽、党项人建立的西夏、1127年从宋朝夺取中国北方的女真人以及1279年征服了宋朝剩余领土的蒙古人。
蒙古人建立的东亚帝国，在1271年后被称为元朝，传统上被认为是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严酷时期，同时也是中国与其他地区交流活跃的时期。最初，元朝非常强大，打败了蒙古人的竞争对手，向日本、越南和爪哇派遣舰队，并将东南亚大部分内陆地区纳入其统治之下。但是，到了14世纪中叶，在连续几位软弱的统治者以及跌宕起伏的自然灾害和动乱的影响下，元朝迅速衰落，最终终结于倡言“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口号的红巾军起义。1368年，从红巾军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明朝军队迫使蒙古人退回到大草原上。
很长一段时间内，从1368年到1644年，明朝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但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软弱的朝代，尤其是与它的继任者、满族统治的清朝相比。在第一位和第三位皇帝统治下，明朝在国内外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建立了新的税收制度和法律法规，修复了大运河，修建了北京城，并派遣郑和船队到达印度洋。但1424年第三位皇帝去世之后，朝廷连续由几位无能的皇帝和宦官独裁统治，基本上退出了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从15世纪末开始，大量白银涌入，提振了市场，但也扰乱了财政管理，最终导致社会动荡。
纪录片《从前有座森林》（2015）剧照。
王朝的更迭会以各种方式影响这些商业网络。当南宋都城临安沦陷时，徽商将木材交易从临安市场转移到了鄱阳湖。当朱元璋在14世纪八九十年代严厉打击商业时，木材市场出现衰落。但人工造林行业投资数十年才能够成熟，参与者并没有准备在一夕之间放弃他们的关系网。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业网络逐渐扩大，涵盖了更大的区域和更多的林场。万志英在他最近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考察中称，1127—1550年是“江南经济的鼎盛时期”。更宽泛地说，万志英和史乐民认为，更长时段的“宋—元—明过渡”（Song-Yuan-Mingtransition）应该被看作一个统一的历史区间，而不是一个有中断的时期。当我们讨论森林经济时，的确如此。
土地稀缺、人口压力和生态退化相互关联，引发了高地耕种者和低地种植者一系列冲突。这些冲突是导致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长期危机的关键因素：太平天国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都从南方高地发展起来，并且过多的客家人成为领导者。换言之，我们应该把中国19世纪的危机解释为自11世纪危机后中国极为显著的森林监管和相对稳定的生态时期的终结。
摘编/何安安
编辑/王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