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书记载，大禹之父叫鲧，因建造城郭有功，帝尧封他于崇地，故后人称鲧为“崇伯鲧”。三国时韦昭注释《国语·周语》时指出：“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
至于崇地所在，古今学者考证认为在嵩山一带。比如，清代王念孙指出：“古无‘嵩’字，以‘崇’为之，故《说文》有‘崇’无‘嵩’。经传或作‘嵩’，或作‘崧’，皆是‘崇’之异文。”因此，禹父鲧亦可称之为“嵩伯”。
但问题是，如今大禹与夏朝的存在，还存在不小的争议，更遑论大禹之前的历史，那么禹父鲧的历史，到底可不可信呢？现代考古取得重大发现。
新中国之后，在河南郑州登封告成镇八方村东侧的土岗上，考古发现两座小型城堡，被称为“王城岗遗址”，大致建于公元前2100多年，所处时间与鲧吻合，属于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两座城堡呈东西并列，西城保存较好，面积不足1万平方米，东城大部分已经被河流冲毁了。
王城岗所处的颍河上游，迄今已陆续发现12处与之同时代的遗址，由此构成了一个聚落群，大中小型聚落呈现金字塔状分布，其中王城岗遗址属于中心聚落。换言之，王城岗是聚落中心，属于领导者城堡，区域性老大或“伯”。
更为重要的是，在王城岗附近，一直流传着鲧禹传说，尤其是禹都阳城的传说，而就在十五里之处，出土了战国阳城遗址。因此，王城岗小城堡出现之后，就不得不让人将之与禹都阳城或“鲧作城”联系起来。
但问题是，王城岗城堡面积只有万平，大致符合了鲧的历史地位，却不太符合开创夏朝的大禹的地位，因此王城岗小城堡与鲧到底有无联系，还是缺少较为可信的证据。不过，新世纪之后，王城岗遗址考古取得重大发现。
新世纪之后，鉴于王城岗遗址的重要性，于是又开始重新考古挖掘，结果在这个小城的外面居然又发现了一个大城，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确认大城是在小城废毁后建成的，其中有两个发现极为重要：
首先，王城岗遗址的一个灰坑中，发现一块青铜器残片，学者推测应为铜鬶的腹与袋状足的残片。同时，该遗址出土大量玉器（琮等）、绿松石器和白陶器等高等级器物。可见，王城岗大城的主人是一个“王者”。
其次，碳十四测定发现，上文所说的灰坑，属于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第四期），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050年～前1994年之间，与大禹时代高度一致。换言之，先有东西小城堡，后来又建造了30万平米的大城。
史记记载，帝舜禅位大禹之后，大禹先是守丧三年，之后“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都来阳城朝拜大禹，最终大禹（应在阳城）称帝。
正因如此，北大考古学系主任李伯谦认为：“王城岗后来发现的这个大城代表的，应该就是禹都阳城的那个阳城，也就是夏朝最早的都城所在地。”
由于缺少自证性证据，兼之史料记载过少，如今的确很难确认王城岗小城为鲧都、大城为禹都阳城，但在史书记载的崇伯鲧所在之地，考古却发现的王城岗遗址，与史书上的鲧禹在时空上竟然高度巧合，不能不让人将两者联系起来。
更为重要的是，与西方古史“满纸荒唐言”不同，从以往考古发现来看，中国古史记载值得我们相信，即史书中的“鲧都在崇”极有可能也是真实的历史。于此，可以看看以下两个案例：
首先是禹会诸侯。《汉书》记载，在安徽蚌埠西郊的涂山南麓有一座“禹会村”，是大禹与诸侯召开大会之所，这个村名一直延续至今。结果，在禹会村考古发现“禹会村遗址”，考古报告确认为是一座“经过人工实施的具有专一性功能的大型盟会场所”。
其次是夏都斟鄩。唐朝《括地志》考证指出：“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故鄩城在洛州巩县（如今郑州巩义市）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大致在唐人考证的夏都斟鄩之地，现代考古发现震惊世界的二里头遗址。
类似事件可谓数不胜数，显然很难用“巧合”来解释，而应该说中国古史记载比较精确，而且还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故而可根据史书按图索骥，由此出现一系列的“巧合”。据此，史书记载鲧之封地在崇可不可信，王城岗小城是不是鲧都？
可见，王城岗小城应为鲧都，大城应为禹都阳城，由此鲧自然也就被古史称之为“崇伯”了。
当然，古史说帝尧封鲧于崇地，这一点可能是后人附会之说，因为现代考古发现的最可能的尧都是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离王城岗遗址300公里以上，明显超出了当时的交通条件。
总之，古史记载的上古史，往往存在一定的历史真相，古人会在某些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层累地造”，因此鲧活跃于崇地，属于区域性的首领，或许就是历史真相，而将他与帝尧联系起来，则是后人的“层累地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