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经济发展后，房价相应大幅攀升
在《敦煌资料》第一辑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唐宣宗大中十年，敦煌居民沈都和，因为急等钱用卖掉了自己的房子。房屋转让合同写的是：这套房子按面积计价，每尺价值小麦两硕五升，另外，房子里所有家具陈设也随房子一起出让，总共价值小麦二十九硕五斗六升有余。“硕”是古代的容量单位，跟“石”通用。唐朝时，一石约有九十斤，按当时麦价每斤八角折合下来，每平方米的房价能卖到一千五百五十五元。而当时敦煌平民每月的收入一般不会超过两石小麦，也就是在三百元以下。由此可见，平民老百姓不可能买得起住房。看来，房价之高，古已有之，如今房价高，也算是对传统的继承。
不过，就算老百姓买不起房子，当官的总得有一个像样的住处吧。其实也未必，要看是什么时候。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了商周时代房屋买卖、租赁的现象，说明那个时候就有住房交易了。不过，因为商周时代人口稀少，经济又以自给自足的模式为主，所以，在唐代之前，住房交易不算活跃，房价也不算高得离谱，朝廷也能为官员提供免费的官宅。但是，唐代经济发展后，房价相应大幅攀升。而官吏也逐渐增多了起来，政府也在高房价与多官吏的压力下，渐渐无力再为官员提供免费的官宅了。
到了宋朝时期，那些无力自购住房的官员，都是向管理官府房产的行政部门租房。据《宋史》记载，屡从太祖、太宗出征的老将刘福去世后，他的子孙后代就失去了可以居住的私宅。
看来，当了官，也不意味着全家人从此不愁住房问题了。而且，唐宋时期，“休官”的实际含义，并不只是失去了在某个职位上行使权力和支领全额官俸的特权，还有一大特点，就是不能继续居住在官邸里，这些休官之人，不得不为住房问题而奔波。譬如，宋仁宗时的宰相杜衍，因为为官清廉，不置私产，退休后，连迁居乡间住宅的退路都没有，只能长期借居在南京车院直到去世。苏辙退居许州后，看到李方叔的新居，羡慕不已地说：“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于是，苏辙也为自己盖了所房子，不过，他心愿虽然满足了，但一生的积蓄也花光了。
其实，做房奴的又何止苏辙一人。宋朝时，有个叫张仲文的人，写了一本书名叫《白獭髓》的书，这本书里就提到了“房奴”：“妻孥皆衣蔽跣足……夜则赁被而居。”意思是，存款和借来的钱都花费在房子上了，现在只能背负债务节衣缩食过日子，不但老婆孩子身上没一件好衣服，连被子都是向别人租来的。
清朝也有房奴。光绪年间，北京那些买不起房的人就自己盖，盖不起就借钱盖，等以后慢慢还。有一首竹枝词反映了这种情况：“搭得天棚如许阔，不知债负几多钱？”
其实，古代不仅有房奴，还有蜗居。北宋初年，有个大学士叫陶毂，他这样描绘老百姓的住房紧张：“四邻局塞，半空架版，叠垛箱笼，分寝儿女。”意思是说，房子太小，只能在房子的天花板和地板的中间加一层，隔成小复式。卧室太小放不下床，就把箱子柜子拼起来让孩子们睡。
贷款买房，其实在清代才出现，而真正意义上的住房按揭，是到民国时代才有的。而买房子的时候，其实古代人也跟现代人一样，要考虑很多的因素。
其一，是看房价是否承受得起。譬如，苏氏兄弟就远离首都，选择在房价相对便宜的地方买的房子。唐代诗人白居易，买房经历更有意思，当时，他的官职是“校书郎”，每月一万六千钱。那时候，白居易在长安东郊租了四间茅屋，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远，又养了一匹马代步，此外，还雇了二个保姆，这样一来，每月开销是七千五百钱，剩下八千五百钱存起来。但存了十年，他也没能在长安买下一套房子。后来，白居易在陕西渭南县买下一处宅子，平时住在单位，节假日就回渭南的家。这和现在的大都市白领差不多，在郊区买房，在城里租房上班。
其二，是要考虑位置和周边环境是否满意。古人很重视居住环境，反映这种状况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孟母三迁了。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房子一直都是一个牵动人心的话题。中国人的意识中，一直认为，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后，才能叫做一个真正的家。
（本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