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美国制造业投资显著上升。近期披露的联邦储备经济数据（FRED）显示，投资额已从去年底的1332亿美元增至今年5月的1943亿美元，升幅达46%，热点主要集中在半导体、电子及计算机产业。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报告指出，从2020年5月至2023年4月，已有超过50个半导体项目在美国本土开工，涉及金额约为2100亿美元。
美国积极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其打压中国发展的战略部署密切相关，但若追溯美国“振兴本土制造业”的源头，时间上来讲其实要早得多。自19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兴起，美国去工业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联邦政府逐渐意识到产业结构“空心化”的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尽管白宫抛出橄榄枝，但未能动摇美国跨国企业对“东食西宿”的执著，彼时的制造业回流计划收效甚微。
等到了2009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首次提出要把“重振制造业”作为美国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并在之后推出了一系列重振制造业的法案。2017年，特朗普又进一步强化了制造业重振计划，对外公布了《制造业就业主动性计划》。拜登上任后，受到新冠疫情及俄乌战争等因素刺激，产业链安全议题被提升至关键位置，2022年美国国会相继通过了《通胀削减法案》与《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
根据《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愿意在美建厂的芯片企业将获得大约530亿美元的联邦补贴，但前提条件是未来不得在中国建厂。该政策实际上是在逼迫高端制造业公司“二选一”。而由美国咨询公司科尔尼发布的《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报告显示，在对海外美企CEO的调研中，2022年有38%的受访者将其全部或部分制造业务回流，46%决定未来三年内迁回美国。
不过，制造业回流美国的阻碍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雇员招聘及工会监管的门槛，无疑会增加在美建厂的成本。台积电在今年的财报中就表示，在美国建厂的成本是在中国台湾的四倍。此外，美国员工拒绝周末轮班，打乱了原有生产计划。最终结果就是，台积电美国工厂晶片将涨价两至三成。
劳工紧张恐加剧通胀
其次，工资上涨压力也会为美国通胀“火上浇油”。由于厂房投资的增长，美国许多地区的建筑相关工种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新墨西哥州建筑和贸易协会负责人就向媒体表示，全州已经找不到电焊工了。
再次，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制造业回流一定会遭遇“特里芬难题”。众所周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就源于“特里芬难题”：美国无法同时向世界输出货币与商品。如果本土制造业持续壮大，美国贸易将由逆差转向顺差，全球市场中流通的美元份额持续下降，无疑会动摇美元霸权的根基。
鉴于上述分析，未来关注焦点并非是美国制造业回流，而是世界贸易版图变局。事实上，白宫也在反复强调供应商多样化（diversification of suppliers）、在地化（Reshoring）、近岸（Nearshoring）及友岸生产（Friend-shoring）策略，试图重塑一个“去中国商品化”、“去俄罗斯能源化”的全球产业链新格局。
以墨西哥为例，作为美国“近岸生产”为数不多的国家，2020年7月“美墨加协定”（USMCA）正式生效后，美墨贸易突飞猛进。截至目前，墨西哥对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例约为80%，自美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比例约为50%。而美国对墨西哥的进口占比也已经超过中国。美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1-5月美国从中国进口金额为1690亿美元，从墨西哥的进口金额达1950亿美元。
如何应对产业链重组带来的挑战？中国须在三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加强与东盟的贸易关系，通过东盟外溢订单降低贸易脱钩冲击；二是增加对沙特的石油进口、对拉美的矿产资源和粮食进口，以降低对北美、澳洲的大宗商品依赖；三是加大对自主技术的研发、投入和采购，通过国产替代对冲技术封锁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