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自己曾喊出“五年平辽”的口号，不过要是看看宁远大捷，宁锦大捷，确实给人一种大明中兴的感觉，不过有一句话说得好，幸福的感觉总是短暂的，不过在崇祯二年，皇太极的一次突袭北京的军事行动，一下子惊醒了众人美梦，这就是己巳之变。
己巳之变，发生时间是从1629年，大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的十月，到1630年，大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的正月，皇太极率军避开宁远与锦州，分兵三路从龙井关、洪山口、大安口突入关内，攻占遵化，直逼京师，并且击败大明援军四万于永定门外，大明总兵满桂，孙祖寿战死，攻打北京未果，皇太极又领军东进，连克数城，分兵驻守遵化、滦州、永平、迁安，直到孙承宗走马上任，历经五天四战，才将后金的所有军队又全部赶出山海关。
这一场京畿之战，差一点儿就让大明的消亡时间提前了十几年，经历了己巳之变，对大明和后金双方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一战到底应该由谁来负责，今天令狐就来跟大伙聊一聊。
令狐相信这篇文章肯定又会引起轩然大波，因为涉及到了袁崇焕，不过还是那句话，不要为了黑而黑，不要为了捧而捧，我既不是袁吹，也不是袁黑，该是谁的错就是谁的错，我只是客观的去讲讲我的看法而已。
有史料记载，毛文龙曾提醒，后金会从喜峰口破关，很多人好奇，蓟镇到京城那么多关口，他是怎么知道的，难不成和皇太极商量过了？那为什么提醒过了，崇祯还无动于衷？林丹汉西迁，喀喇沁倒向后金，蓟镇可就没有屏障了啊，其实早在天启年间，孙承宗就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在天启二年，孙承宗的奏疏中说，“知者心当自明惟是各边之饷，独蓟门最薄,宣大粮册三等即最下者，不下六钱五分，蓟门何敢望焉”，就已经说出了蓟镇是九边中，军饷最少，防御最弱之地。而缺饷导致的是训练不足，训练最弱，武力最轻，如果敌人利用这个弱点，就会变成两面夹击山海关之势的危险局面，结果不出所料，皇太极第一次带兵入关就斩获颇多，还震动了明朝上下，而作为对抗后金的主力，蓟辽督师袁崇焕也因此下狱问罪。
袁崇焕到底是不是罪魁祸首，他应不应该负主要责任，咱们一点一点看。
首先说提醒，《崇祯长编》中记载，毛文龙是这么写的，“总兵毛文龙疏言：臣受数十疏捏谤以来，心如死灰。因圣恩未报，力疾以做未完之局。臣之愚忠也，非栖栖恋位也。邸报见皇上宣召廷臣，问对发帑记注，臣涕泣感叹。因记刘爱塔来时，云东事今冬必图大举，臣割断流言，预筭克五岭关等处，使褁足不西。臣之心事，天知之，鬼神知之，不敢一字欺圣明也。”
其实毛文龙的提醒几乎年年不断，就在天启六年，他还明确提醒朝廷“窃海外无粮绝食，因武、袁二抚台贪忌所误。贼四五月持火器弃宁远攻关”。包括当时袁崇焕的上级，阎鸣泰同样提醒朝廷，后金“多算而行，其计必诡。或佯攻宁远，而阴薄关门”，“或明攻关外而阴袭关内。皆势之所必至，而防之不可不周者也”；过了两天，阎鸣泰又再次上疏，说提醒说后金有可能绕开宁远，而从蓟镇入关，“设谋定计，绊结西虏，又不知欲如何出我不意，而冀一释憾之为快者。况榆关一区，芳饵从积，则一转而蓟门为前茅，亦不可知，此职之大惧也。”反观袁崇焕，是在阎鸣泰第一次提醒的六天之后，他才上了份奏疏，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确实是存在后金绕过宁锦防线，攻击关内的可能，“惟有从宁锦之后溢出以西，此为我之虚怯”，可另一方面，他又说用不着担心，因为有蒙古人帮忙，“然臣早已虑及此，故约西虏虎酋遣其领兵台吉桑昂寨将十万，于四月初一启行”，这可是边疆防守大事，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蒙古人身上，咱也不知道袁崇焕是怎么想的，最要命是，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这不是什么有把握的事，“故石门路、喜峰口一带，或可无恐。数年谓用西虏，其或效于今日乎？” “或可无恐”，就是也许可以安全，大明的国防在他看来，“或可无恐”似乎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后面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蒙古人毅然决然的站在了后金一边，当然有人说，袁崇焕不是派谢尚政到遵化协防了么，可为什么派他去？那是因为，八月，后金在没有皇太极带领绕路蒙古的情况下，去辽西进行了强拆，而关宁军却并没有上报预警，所以派遣谢尚政，不过是让顺天巡抚王元雅等人背锅，“后金要打过来，爱信不信，你不信就是你的错”，身为蓟辽督师，对抗后金就是本职工作，知情不报，玩忽职守，把边防大事当儿戏对待，用小聪明来推卸责任，等吃大亏的时候，你想哭，连坟头可都找不着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十月，后金从大安口等处打进来后，袁崇焕还一口咬定来的绝不是后金的大部队，这也就难怪赵率教带几千人就敢去救遵化！被忽悠惨了！
至于后面排兵布阵，袁崇焕在初九到达蓟州布防，可是初八就已经到了的刘策部，却被他打发回了密云，这一点我也还是可以理解，让刘策去防备古北口那边，毕竟还说得通，可为什么要把昌平总兵尤世威的五千多人马，打发回昌平呢？昌平可是五路援军中最近的一路，并且昌平方向也并没有敌情，就算是要遣返，那也应该是就近防守三河，结果袁崇焕非要让远道而来的侯世禄的五千宣府兵去防守三河，让曹鸣雷的三千保定援军入蓟镇防守，让大同总兵满桂去北京，协助京营守城，面对后金大军不集中兵力扼守要地，反而把自己的军队分散开来，这战术真是诡异，或许是我才疏学浅看不懂。
袁崇焕可是拍着胸脯，信誓旦旦跟崇祯说要五年平辽的，崇祯见他这么肯定，于是大力支持，连他先斩后奏毛文龙都忍了，只要你拿出成绩，什么都好说，可结果一觉睡醒起来，发现敌人已经兵临城下了，五年平辽，都特么平到京城南五环外了，这哪是五年平辽啊，摆明了就是五年亡国，或者连五年都用不了，崇祯就得被后金抓去当包衣了！
袁崇焕的军事能力不是没有，只是一般，加上多年在辽东的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术思想根深蒂固了，所以他想照方抓药，等后金兵主力到达北京城下的时候，再带关宁铁骑火速驰援，然后前后夹击，获得胜利，结果高估了自己，小看了敌人。
有人说袁崇焕通敌，这个不好说，只是在广渠门之战后，袁崇焕进城时提了一个要求，他要带一个喇嘛一起进去，而且态度坚决，这件事是一个历史之谜，那个喇嘛是干什么的，跟袁崇焕什么关系，不知道，不过从之前的历史记载来看，袁崇焕派人去给努尔哈赤吊丧，就派了一个姓李的喇嘛去，后来皇太极跟袁崇焕秘密议和，皇太极又派了一个姓白的喇嘛充当使者。那个时候藏传佛教已经大规模传入蒙古，后金的王公贵族们也受了影响。喇嘛往往成为王公贵族们的亲信，充当翻译、使者等角色。那这次要带进城的喇嘛是袁崇焕这边的，还是皇太极那边的呢？我个人觉得这个喇嘛不太可能是袁崇焕这边的，毕竟袁崇焕进北京城，又不需要翻译。
我之前在讲袁崇焕的时候说过，他平时爱吹水，不出大事没问题，可到了节骨眼上，抓瞎了，平时报喜不报忧，一旦真的被要求主动迎战的时候，傻眼了，其实己巳之变，就是袁崇焕平辽工作的一场全面检验，不仅是考验了关宁军战斗力，还考验了袁崇焕的军事能力，最终的结果是牛皮吹破了。
这一战不过是皇太极在大饥荒的逼迫之下，不得不走了一着险棋，千里奔袭关内进行劫掠，以此度过难关，可万万没想到，他成功了，从这以后，皇太极又通过这次胜利巩固了统治地位，提高了威信，乙巳之变后，后金军队是动不动就突入关内，跟家常便饭一样，当看到满桂的箭头和身上的伤势，崇祯终于彻底对袁崇焕失望了，自从毛文龙被杀以来的所有疑惑积累起来，压垮了他对袁崇焕的全部信任，也许崇祯水平确实不高，但是袁崇焕自己夸下海口，那么就该愿赌服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