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晚年自号“迂叟”，因家居涑水乡，人称“涑水先生”，世称“司马温公”， 人称“真宰相”“司马相公”。 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中国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
司马光于宝元元年（1038年），中进士甲科。先后任谏议大夫、翰林院学士、御史中丞等职。熙宁三年（1070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坚决辞去枢密副使的任命，隐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下野后，还操纵守旧派，并成为首领。哲宗即位后，司马光回朝任职，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主持朝政。排斥新党，废止新法。为相八个月后病卒。
司马光生平著述甚多，主持编写294卷、近400万字的史书《资治通鉴》。 该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通史著作，《资治通鉴》文字质朴简洁，叙事清晰，有文学色彩，历来为人们所推崇。 司马光在哲学、经学、文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代表作还有《潜虚》《游山行记》《注古文学经》《家范》《医问》等。其在文学上明确反对辞藻堆砌，提倡“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在宇宙论上认为“万物皆祖于虚，生于气”，在人性论上坚持“善恶混”；在道统论上推崇荀（况）、扬（雄）而对孟子则颇多微词；在王霸论上，持“王霸无异道”立场，这些看法与二程的道学思想差异甚大。司马光为人忠直严谨，低调淡泊，有破瓮救友、诚信卖马等逸事，为世人乐道。朱熹曾评价“其人严而正”盛赞司马光的诚正之心、德化之功与治国救世的胸怀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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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月十八日，司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县），此时其父司马池任光山县令所以给他起名光；
六岁时，司马池就教司马光读书，七岁时，不仅能背诵《左氏春秋》，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并且做出了“砸缸救友”这一件震动京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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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司马光的独乐园，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资治通鉴》书局所在地。这里环境幽美，格调简素，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除了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其中，司马光任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为协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来洛阳后，便把《资治通鉴》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有书局的工作人员，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邵雍、文彦博等也常来此聚会，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两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资治通鉴》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一）。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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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一生主要精力用在修史和从政上，不以文学自矜，他评价自己“至于属文，实非所长”。但他学问博大精深，把做学问与作文章结合起来，虽无意为文而文自工。司马光“务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认为华而不实的诗无用，他所称赏的不是辞藻堆砌的诗，而是平淡闲远，抒发真性情、真自我的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