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周王朝八百年，汉王朝四百年，两个王朝在开国之时都有一个传奇性的领头人带领他们的属下一步步开疆拓土、收服民心，才有了一份一家天下的基业。
这期间往往伴随着无数次血腥的战役和诡谲的智斗，无论是周武王还是汉高祖二人各施其能，才开创出一个得以延续几百年的基业。
在如此能征善战的开国君主的努力下，为后辈们打下了一片广袤的疆域，但即使是再厉害的开国君主也不可能一个人完成所有的大事，让子孙后代安享江山。
于是周武王和汉高祖之后的几任君主都是励精图治，决意坐好祖宗打下的江山，然则统治者的决策不同，却影响了王朝的历史走向。
一、周王朝是和汉王朝相似的“外患”
天下大势，分分合合。周昭王继承了“成康盛世”，汉武帝继承了“文景之治”，两位君主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在相似的历史局势之下，二位君主对于国家大事上的抉择和对于后世如何继续自己的策略持续发展等问题安排上却有不同，所以两个王朝在这两个称得上是“中兴之主”的统治下走向了两个不同的结局。
1.周昭王与楚国
周王朝起初是商王朝隶属下的一个小国，在商纣王残暴昏庸的统治下，周文王带着后来的周武王一起讨伐朝歌，当时周文王等人的起义举动获得了民众和商朝开明官员们的支持，纷纷响应周文王起义的部队，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最终在周武王继位之后，天下一统于周。
在周武王之后，先后有周成王和周康王治理天下，让百废待兴的新朝呈现出一派繁荣局面，史称“成康盛世”。《史记》中还有“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的记载。
但是在当时，国家制度还不是十分完善，内有诸侯国野心勃勃试图扩张领土和权力，外有东夷和南蛮等未归化的少数民族的滋扰。
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昭王决意要解决成康两代没有解决的问题。当时荆楚在没有被周成王分封为和其他诸侯国同等地位的时候，便已经结下了不臣之心。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有楚灵王的话说:“昔战先王熊绎，与吕很、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由此可见，楚国累世受到周王室的冷遇，历代君王深感伤感和忿忿不平。
而楚受周王室冷遇的缘由是：楚国当时还是一个拓荒辟土时期的贫穷落后的弱国，且与周王室非宗非戚。
厚此薄彼的态度使得荆楚之人也翻起了旧账，楚国历代君主认为，楚人先人于熊是“文王之师”，地位高资格老；周王室“封以子男之田”与楚人先人的身份和地位不相应；从地理位置而言，楚令“蛮夷皆率服”，他们对拱卫周王室颇有功绩。
然而，周王室的冷遇让他们不满，于是他们就要争地位、要“封号”、求“分器”如果周王室不应允便欲“自尊”。周昭王在面对楚国人的条件丝毫没有让步，反而要伐楚。周昭王伐楚的细节我们无从得知，但一些史料的字里行间却有关于此事的记载。
《初学记》“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又“昭王十九年，丧六师于汉”。《太平御览》“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征南巡不返。”
《天问》“昭后成游，南土爱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难。”
《史记·周本纪》“昭王之射，上道微缺，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
由此，可以看出周昭王和荆楚之间的恩怨，且周昭王亲征荆楚也为后来周王朝由盛转衰埋下了隐患。
2.汉武帝与匈奴
历史上有不少人评价汉武帝好大喜功，曾多次发动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其实汉王朝自汉高祖刘邦建国以来，匈奴问题一直存在，而当时的汉王朝刚刚在中原之上站稳脚跟需要一定时间作为缓冲，于是在汉朝前期，时常和亲为主的方式稳定与匈奴之间的关系。
一直到了汉武帝时期，文景之治的铺垫已经使得汉王朝拥有一定的对匈势力。于是在汉武帝的运筹帷幄之中，汉王朝发动对匈战争，在此期间，汉王朝的军队逐渐削弱了匈奴的主力，而且有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名垂千古的名将的加持，更加使汉王朝的对匈战争胜利。
在汉武帝时期，匈奴军队被打的节节败退，致使到后期，“漠南无王庭”的局面就此产生，匈奴一族开始向西北方向逃窜。汉王朝在对匈战争上取得一定的胜利。
除此之外，汉武帝沿袭了前几代对于东边和西南方向夷族的政策，在朝鲜、南越、东越、闽越等地，实行郡县制统治方式，对待西南夷采用羁糜政策。
汉王朝充分吸取了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汉王朝的统治者们没有粗暴地统一文化，而是尊重当地不同于汉民族文化，采用合理、温柔的政策对待这些夷族。
二、不同的历史拐点
周王朝实行的是分封制的诸侯国管理制度，汉王朝是继承秦王朝的郡县制管理制度，在开国之初，先后经历了天下稍安，百废待兴的局面，然后中兴之主出现，带领整个王朝走向一个较为繁荣的历史时期。
周昭王和汉武帝在接过前辈的历史使命之后，却因为种种原因，二人所统治的王朝迈向了两个不同的拐点。
1.周王朝的衰落
历史绝非一个人便可以随意更改或主导的，一个王朝的兴起和衰落一定是多个方面的因素一同作用的结果。
历史学家认为，周昭王亲自征伐不臣的荆楚，先先后后几次大规模的出兵，不仅耗费了国家的财物，还使得民众们怨声载道，民心不再，这才导致周昭王之后周王朝走向了下坡路。
其实周王朝的衰微不在于周昭王是否亲征荆楚，而是在于周王朝本身的统治制度存在很大的问题。
在周王朝建立以来，周武王、周康王、周成王先后分封了一百五十多个诸侯，这样的治理手段使得后来“王道衰微”，中央没有权、没有钱、没有足够的军队，为后来诸侯国之间互相吞并扩张埋下了隐患。
在周昭王时期，由于其无法将地方诸侯国的人马军队、粮草辎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最后只得动用自己中央的军队和粮草来征伐荆楚。在征讨的过程中，还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最终于汉水处沉船，在一场意外中终结了自己的统治。
自此以后，周王朝中央对于诸侯国的控制越来越小，到最后只能采取让诸侯国之间互相牵制才得以生存，空有一个王室的名头却没有相应的权利，让诸侯国趁王室衰微之际坐大，在春秋战国之际，周王室彻底沦为了诸侯国的傀儡玩物。
2.汉王朝的兴盛
汉高祖刘邦高瞻远瞩，在吸纳了秦王朝设立的郡县制度之后，在统治制度上进行了变革。他吸收了周王朝、秦王朝覆灭的教训，结合了汉王朝的实际情况，为稳定局势也分封了几个异姓王和功侯。
与此同时，刘邦也意识到战国乱世“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周灭亡的教训就在眼前，随着诸侯王国经济、军事实力的发展，对中央势必会带来严重的威胁。
刘邦曾告诫吴王刘濞：“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从此也可以看出刘邦对于分封同姓诸侯的担忧，但在当时的情势之下，他也不可能在灭掉异姓诸侯王之后随即在关东推行郡县制，只能徐徐图之。
汉武帝时期，这位有谋略的君主总结了汉代以来推行郡县制的经验教训，实施“推恩令”，下令将诸侯王的势力进行分割，将他们的领土的一部分分给非嫡长子弟，化解诸侯国内部抱团的局面，所封之地由郡县管制。
这样的政策缩小了诸侯王的地盘也削减了他们的势力，增加了中央直辖于中央的郡县。除此之外，汉武帝还趁热打铁，进一步采取手段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如颁布《左官律》、《附益法》等法律来惩罚违法乱纪的诸侯王，在一定程度上，禁止诸侯王与朝臣结党营私，使得汉朝建国以来的“藩国之患”得以消除。
此外，汉武帝还通过用法治精神来改革政治和军事制度，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在朝中皇帝大权独揽，削弱了丞相的职权，在军队，汉武帝从各地募兵，扩充隶属中央的军队，并采用严格的方式整顿军纪，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汉武帝对外反对和亲，力战匈奴，对内削弱藩王之权，加强中央集权，还极力发展经济，解放奴隶调动大众的生产力，即便是在数次征伐匈奴之后留下的财政危机，也可以在后世几代和平的环境下得以缓解，汉王朝也由此走向兴盛。
三、总结
历史的经验教训与今人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在周昭王和汉武帝继承了如此相似的王朝之后，却能将两个王朝带领走向两个不同的局面，究其原因，有个人的因素也有时代的局限，但总体来说，两位君主的所作所为，是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历史借鉴。
参考文献：
《关于周昭王伐楚的原因和结果的探讨》
《汉初郡国并行制实施原因探讨》
《论汉武帝继承发展秦统一事业的历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