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封建王权统治时期，只有当国家危亡或者正值时局动荡时，文化思想才会因为不安的时局而大变。周室衰微，诸侯国之间兼并征战导致礼崩乐坏；司马夺魏，政权倾覆导致政局紧张、清谈玄学盛行。
而随着我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手段愈发成熟之后，大的文化思想变动难以频繁发生，可就在唐武宗时期，处于国家局势稳定、中央集权加强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下，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灭佛事件，究其原因，学术界为此探讨多年，既如此本文也来谈谈这个问题。
一、唐武宗“中兴”，为何容不下佛教？
唐武宗在位期间，对内澄清吏治大力发展经济，致力于革除积弊，以安民生。同时吸取了前朝亡国的教训，削弱宦官、藩镇和僧侣地主的势力，加强君主中央集权，对外则击败回鹘，使得北疆安定，政局平稳。
因而武宗时期，一度呈现“中兴”局面，史称“会昌中兴”。可会昌五年，唐武宗却下令灭佛。
1.会昌法难、释家之殇
佛教自汉时传入我国，汉明帝刘庄夜宿南宫，梦见一个身高六丈，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于是第二天汉明帝将此梦告诉大臣们，并派遣蔡音、秦景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后来兴建了白马寺，佛教开始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壤上扎根。
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难免受到本地原生的思想、文化和宗教的质疑和排斥。于是，佛教展现出顽强地适应生存能力，经过数百年的融会贯通，结合儒家、道家等思想，加注了中国本地的人文思想内涵，并发展到一定规模，形成和儒、道两家平分秋色的局面。
佛教发展也经历许多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如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除唐武宗外，其余三次灭佛运动发生在国家局势动荡的时期，只有在唐武宗灭佛，是处于国家稳定、政局中兴之时，因而唐武宗的灭佛行动规模最大、影响空前。
会昌二年，武宗敕下：“凡有违犯佛教清规戒律的僧尼，必须还俗，有财产者没收，不愿没收者，还俗后充为两税户。”
会昌三年，又迫使大量僧尼还俗，不少人被杀。
会昌四年，下令不许供奉佛牙，令“拆毁天下山房蓝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未满二百间不入寺额者。其僧尼等尽勒还俗，充入色役。”
会昌五年，武宗敕令：“自五月十一日起，五十岁以上无祠部牒者还俗，外国僧尼全部还俗。”
在拆除寺庙4600余所，招提、蓝若4万余所，迫使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之后，武宗共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以至佛教沉寂，元气大伤。
2.灭佛原因众说纷纭
关于唐武宗为何不顾民意，执意要对这个在国家已经规模空前的宗教实施如此大的毁灭行动，史学家总结为三种原因：一是经济矛盾，认为是佛教影响了政府的财政经济，危及国本才致使灭佛；
二是宗教斗争，认为是本土原生的道教和儒家与佛教积怨已久，且竞争激烈，才导致道、儒两家一起发力致使武宗灭佛；三是政治原因，皇帝认为佛教思想作为外来教，动摇臣民尊君尊儒的本原思想，对维系封建统治有所威胁，所以下令灭佛。
以上三种原因也衍生出了各种谣言和猜测，一时间让人难以分辨那一种才是最贴近史实、最具有理性评判的分析。尤其是对于宗教斗争一说，有言论称，是道教徒启奏：“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臣等窃惟黑衣者，是僧人也。”因而引起了武宗的猜忌，认为黑衣天子理国这句谶语真的会应验，于是下令灭佛，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封建统治。
古代科技水平不甚发达，所以预言、谶语、占卜之类的言论有时真的会导致人心惶惶、局势动荡。例如先前陈胜吴广起义就造势说：“大楚兴、陈胜王。”还借用鱼腹维系自己所谓的“天命所归”。
黄巾军起义时也是如此，制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舆论。因而许多民间流传的妄言天意的歌谣还有自命预言的口号，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统治者的权威。
所以道教徒这种预测式的进言，容易引起上位者的恐惧和猜忌。加上“黑衣者”的确是僧人的标志，而“昌运”也可以解释为“会昌”一朝的国运，这就是谶语在用此神秘的方式，宣告佛门之人会登上皇帝之位。
武宗就是听信了如此这般的预言才会下狠心灭佛。其实，这类谣传和猜测不足以作为历史分析的依据，其真正灭佛的原因还需要我们探究。
二、为民生计、为国运计
武宗皇帝即位时，就曾说过：“穷吾天下，富也。”况且自唐一代，反佛的言论和臣子也是层出不穷，唐太宗时有傅奕，武则天时有狄仁杰等，玄宗、德宗、代总都有臣子站出来明确反对佛教，理由也是周全齐备。还有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也明确提出：“人其人，庐其居、火其书”的灭佛主张，上书直言佛教的弊病和危害。所以武宗灭佛的原因，由来已久。
1.灭佛原因一：财政来源减少
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一是看军队，二是看国库。国库丰盈则说明天下安定，百姓安居，那军队的战斗水平和规模自然而然就上来了。
可是佛教的兴盛引发了政府的经济问题，就是税收减少，大批兵员和务农民众流入寺庙，导致农耕不兴、兵戈不修、军事不振等一系列问题。
傅奕曾说：“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大批僧人逃避赋税，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使得国防和民生问题层出不穷。而且灾害战争之时，佛寺既不能解决饥民灾害也不能出征打仗，还加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使国家府库空虚，政府和佛家的矛盾也就由此产生。
安史之乱后，矛盾更为突出，佛教的教义使得民众为佛寺捐钱捐粮，以图转世和死后可以免除受苦受难的命运。
“古之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可见佛家与朝廷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在武宗时，已经存在着大量佛寺与官绅地主勾结以图在寺院挂名田产来免除赋税，有的人也会通过归入佛门来逃避赋税、务农和兵役，显然佛教给朝廷造成的损失，不管当权者是哪一位皇帝，都不可不坐视不理。
并且，在前面几位皇帝大肆兴修庙宇，建造皇家佛寺和祠堂之时，就使得佛教的徒众不断扩充，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就危及了社会的根本。
武宗也充分说明了灭佛的理由：“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燎、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由此可以看出武宗灭佛的缘由以及当时佛教和朝廷之间矛盾日益激化的结果。臣子们也纷纷上表，称赞武宗灭佛的举动，正是解决了历朝历代没有解决的问题。
可见佛教势力的急速膨胀，已经让朝廷不得不重视这个影响财政的敌人，而灭佛行动，也是矛盾激化到不得不采取激烈的手段去解决的程度，所以武宗灭佛，也是维系国家财政的必要手段和佛教势力本身过度膨胀导致的必然结果。
2.灭佛原因二：政治思想被动摇
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主导思想的位置一直由儒家所占，儒家倡导积极入世，重视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
随着汉朝以来，佛教传入中国，使得原有的儒家地位发生动摇，此外在佛教进入之前，中国的皇帝有的也信奉道教，并有诸多企盼长生不老的皇帝投入大量人马和金钱来达到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目的。
儒家认为，生死无常，活着的时候尽力完成自身的理想便好；道家认为，人活着的时候可以修炼，成仙之后便可以过上比凡人幸福的生活；佛家则宣扬果报之说，劝说人们在世的时候潜心礼佛，死后便可以有一个好去处或者轮回转世后有一个好出身等。
儒家和道教重视生前的事情，佛教却重视死后的事情且死后的事情也无法被证实，所以相对比前者的不可见、难达成的思想理念，后者就很容易俘获广大民众对此的推崇。
傅奕、韩愈、杜牧等人，都或多或少对佛教这种“欺骗”行为做出抨击。武宗也指出：“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所谓以文理华夏就是以往先贤留下的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而就在武宗对佛教新生不满的时候，太子詹事却进呈了《涅槃经疏》给武宗。
堂堂朝中重臣、衣冠望族、太子詹事，竟然也开始将这种外来宗教奉为至宝，实在可见佛教对于中国本土的儒家思想产生了多么强大的冲击。
所以武宗一怒之下，将此书焚烧，并下令不可外传。佛教皇权正统的威胁已经触动了皇帝的逆鳞，灭佛运动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一种宗教或者一种思想，若是威胁到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统治，那么就不免受到统治者的镇压了。
3.灭佛原因三：宗教斗争
李唐王朝自开国以来，为了提高自己的出身地位，曾经自称是道教祖师——老子的后代。这样一来，李氏不但有了一个较高级的出身，还使得道教的地位大大提高。但尽管如此，道教在教义上却难以与佛教抗衡，道教劝说人修炼可至长生不死，但自古以来没有人真正做到。
想必长生不死这样难以达成的愿望，佛教的教义就更为百姓们接受。所以，饶是地位如此之高的道教，也没有遏制住佛教势力的日益壮大。
暂时落了下风的道教就只能借用政治力量来排挤和打压佛教，武宗重用道士赵归真，道教就开始了对佛教的打压行动，《旧唐书-武宗纪》也说：“归真自以涉物论，遂举罗浮道士邓元起有长年之术，帝遣中使迎之。由是与衡山士刘玄靖及归真胶固，排毁释氏，而拆寺之请行焉。”这都说明了武宗对长生不老的渴望使得他十分相信道教而排斥佛教。
武宗灭佛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追求“长生不老药”的材料，在各地求取桃毛、龟毛、兔角等物品用来炼制丹药，此外还修筑许多仙台、仙观、道观等。
更有甚者，用黑衣天子取代武宗之类的言论来暗示武宗，僧人可能会危及自己的地位，才使得武宗对于佛教的猜忌日盛，下令灭佛。
三、总结
武宗灭佛的原因很多，说到底都是为了巩固王权，维护儒家的统治思想。当一个外来宗教通过各种手段取得了相当数量民众的钱财和信任时，难免不会危及国家的政权。所以更不可能放任佛教在民众中肆意发展从而影响国计民生。
现在的我们更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即使武宗灭佛的手段过于暴烈，但出于维系国家政权和民生大计的考虑，他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
“会昌法难”或许使得武宗在史册中的形象没有那么光辉伟大，不过其维护了专制统治，稳定了国家的税收，使得民众的财产和劳动力能够不大批量流失，灭佛这件事其实还有一定积极意义和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试论唐武宗灭佛的原因》
2.《旧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