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活到老，学到老，这点对于皇帝们一样的。明朝皇帝继位以后，也需要接受再继续教育，即经筵与日讲，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君主以学致道，以道致治。
经筵亦称“讲筵”、“经幄”，其最初含义应代指一切学术讲座。正统初年始定经筵时，即有“月之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进讲的规定，后又经过张居正的进一步改造和发展，将经筵一年分为两期举行，各称“春讲”和“秋讲”，每期三个月左右，春讲始于二月，秋讲始于八月，每月三次，在初二、十二、二十二进行，地点在文华殿。
经筵规定主讲《四书》、《五经》，进讲只不过根据预先写好的讲章，照本宣科宣读一番，教与学两者之间并不就授课内容进行沟通与交流，因此，作为学习者的皇帝并不大可能从这种庄严、烦琐而又寡淡无味的教学中学到什么知识。经筵教育真正重要的还是经筵仪式本身，朝廷需要通过它向天下臣民宣示朝廷崇儒重道的姿态。
不过经筵仪式过于繁复，用于讲读的时间被繁琐的仪式占据大半，为了弥补经筵教育实效的不足，其它的教学形式也就应运而生了。日讲的出现正是对经筵教育不足之处的一个有效补充。从制度上来说，日讲一般只有“早讲”，但因隆庆帝比较好学，其时又设置了午讲。
日讲讲读内容除了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之外，为帮助皇帝能更好的理解和领会儒学真义，提高执政能力，又“间取典谟训诘及《贞观政要》、《通鉴纲目》、《大学衍义》等书，给明代皇帝们上历史课，“讲论古今兴亡成败，询问民间善恶疾苦，以求致治之道”。
虽然明代皇帝学习制度己非常完善具体，且便于执行，但经筵、日讲开讲与否的主动权基本掌握在皇帝手中，具有很强的主观随意性。像最爱玩的正德皇帝，即位初即“自开讲以来不时传旨暂免，计一月有余，进讲之数才得九日而己”。他在位时的大多数时间连朝政大事都不大理会，更不用说御经筵曰讲，参加学习活动了。
明朝的大臣们也都不愿意当讲官，因为学生是皇帝，放不开手脚来教学，只有一些时代例外。如万历时的张居正，《明史纪事本末》上有这样的记载：“初，上在讲筵，读《论语》‘色勃如也’，误读作‘背，字。居正忽从旁厉声曰：‘当作勃字’。上悚然而惊，同列皆失色。”上日讲课的时候，万历不小心读错了一个字，被张居正当成儿子一样指责，不敢哼一声。
但说到底，这些讲官只是皇帝的臣子，师道和君道哪个更重要也没有形成定例。像景帝的时候，“开经筵，以宁阳侯陈懋、阁臣陈循、高榖知经筵，阁臣商辂等为讲官，每值讲毕，辄布金钱于地，令诸臣竞拾，独高文义以老不能俯仰，遂无所得，同列代拾以贻之”，把钱扔到地上给老师们哄抢，丝毫不尊重师道，教学的质量也由此可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