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藩王和清代的八旗支出,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明朝养藩王和清代养八旗都给国家财政带来了较大的负担,那么到底谁的危害性更大呢?本文力图以数据说话,将明清两代的财政收入总体状况以及支出状况做一个总体的介绍,如此就能够大致客观地对比出两者对财政支出带来的影响。
一,明清财政收入对比
明朝的财政收入,前期主要征收粮食,后期折算为了银两。根据《明太祖实录》的数据,1385年全国的税粮一共2089万石,1393年为3297万石,此后明朝前期都维持在3000万石左右。但明朝中期,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军屯制瓦解,全国征税的土地面积大幅度下滑了。明初登记的土地为8.5亿亩,到1502年只剩下了4.2亿亩。这种现象导致了明朝中期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明朝选择加派税收。例如1551年,明朝就在南直隶、浙江等地加征了120万两的税收,相当于本年全国田赋的60%。后来,张居正推行改革,重新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使得明朝的财政收入得以恢复。万历六年,明朝农业赋税收入2080万两。加上其他财政收入,万历六年的财政总收入为2650万两。当然,其中的田赋主要还是征收粮食,最后折算为白银。万历六年的米麦征收为2660万石,值银1644.2万两。
清朝的财政收入都是按照银两计算,但是也不能和明朝直接对比,因为白银的价格发生了贬值。明朝初期,一石米的价格大约是0.25两,到明朝中期上升到了0.5两左右,明朝后期是0.5两到0.7两。清朝前期,米价一石在1两左右,到乾隆年间上升到了1—1.5两。
康熙年间,财政收入一般在3000万两到4000万两之间,“三藩之乱”时期下降到2700万两,最高的康熙五十年,达到了4000万两。乾隆年间,财政收入进一步上升,基本都在4000万两以上,最高达到了4854万两。不过考虑到白银贬值,这个数据可能还不如康熙年间好,主要原因是人头税被废除,农业税不会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
清朝个别年份的财政收入状况
到清朝中期,国力走向衰落,而财政收入也从每年4000多万下降到了每年3000多万,财政危机就出现了。至于鸦片战争之后财政收入和前期没有对比性,这里就不用讲了。
二,明清皇室、官僚的财政支出对比
在明朝初期,由于国力强盛,官僚机构尚未膨胀,藩王数量也有限,国家财政还是非常充足的。但是到了中期,皇室花费问题,“冗官”问题,藩王问题成为了明朝财政上的死结。
首先来看看皇室的花费,明朝初期,皇室花费很小。朱元璋崇尚节俭,宦官也不过百人。但是,随着国家稳定,朱元璋逐渐完善了宦官机构,形成了“十二监、四司、八局,所谓二十四衙门也”。随后,宦官的人数飞速增长。成化年间,右副都御史彭韶曾上言:“监局内臣数以万计”。万历年间,宦官数量更是膨胀,有时候一次就要新增加上千的宦官,如1588年“命选收净身男子二千人”。1601年的四月竟连收两次,第一次“收用净身男子三千名”,第二次“收千五百名”。明朝后期的宦官数量非常庞大,差不多是10万人左右。
如此多的宦官,就需要大量的财政来养。康熙帝曾说“明朝费用甚奢,兴作亦广,一日之费,可抵今一年之用,其宫中脂粉钱四十万两,供应银数百万两。”康熙说明朝宫廷消费需要几百万两,对不对呢?根据《中国财政通史》的资料显示,万历六年,明朝的宫廷支出大约是200多万两,大约占据当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官僚支出也是明朝开支的一大头,根据《明史·刘体乾传》的资料来看,明初武官就达到了2.8万,到成化年间的文武官员超过了10万,为历代最多。
汉光武时,省官止七千五百余员;唐时文武官一万八千八百余员;明洪武初,武职二万八千余员。——《广阳杂记》历代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明史·刘体乾传》
如此多的官员当然需要大量的财政来养,不过各类史书没有留下具体的数据,刘体乾只是大概说“各项俸粮约数千万”,这个数据明显夸大了。不过,明朝官员的俸禄的确很低
明清文官俸禄对比表——来源于《中国财政通史》
清朝方面,由于史料较多,数字也比较详实。宫廷开支方面,清朝皇帝总体是非常节俭的。清初给皇室的开支是每年70万两,后来被康熙帝压缩到了7万两,大约是明朝的几十分之一。到乾隆年间,宫廷开支迅速上升,到达了每年200万两,到嘉庆、道光年间还是200多万两,考虑到白银贬值现象,这个数据也不高。
官僚支出方面,清代的官僚系统主要是俸禄和养廉银。清朝在官僚俸禄上主要继承明朝,因此官员的俸禄也很低。雍正年间,开始推行养廉制度,将“火耗归公”等收入的银两作为养廉银,养廉银的支出远远大于俸禄。1766年,清朝支出的俸禄为90万两,而文武官员的养廉银却达到了427万两,加起来就达到了517万两。另外,1766年还支付给外藩王公俸禄为12万两,这些主要给蒙古王公。全国加起来,1766年的官僚系统支出为529万两。
三,藩王和军事支出对比
为什么要将藩王、军事的支出放在一起呢?因为朱元璋养藩王的最初目的也是为了保家卫国,只不过后来他们失去了军权,完全变成了社会的“寄生虫”。清朝呢,养八旗也是当养军队,八旗的支出也是军费。
明初,全国藩王子弟仅仅49人,到了明朝中期发展到了10万人,到明朝后期突破了60万人。至少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用在藩王上的支出就达到了853万石粮食,而山西和河南的状况最为糟糕,“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853万石什么概念?上文提到过,明朝前期的税收大约是一年3000万石,而明朝中期是2000万石到3000万石。如果按照当时的粮价折算为白银,就是1200万两到1700万两之间。
今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不啻倍之。即如山西,存留米一百五十二万石,而禄米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存留米八十四万三千石,而禄米一百九十二万石。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明世宗实录》
为了限制藩王支出的无限扩大,明朝进行了“宗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使得藩府人员的数量增长遭到了遏制。但是供养藩王的财政支出依然很大,根据万明、徐英凯的《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的数据,隆庆年间到万历初年,明朝宗藩岁禄占财政收入的29%。
明初主要藩王分布
另外,明朝还有另外的方式来给养藩王。第一个就是土地,朱元璋规定“郡王诸子年十五,人赐田十六顷为永业,除其租。”实际上,明朝赐给藩王的土地数量没有明确规定,如《明史》记载“太祖赐勋臣公侯丞相以下庄田,多者百顷,亲王庄田千顷。”这样的结果就是藩王大量兼并土地,“中州地半入藩府”。在成都平原出现了“为王府有者什七,军屯十二,民间仅十一而已”的现象。藩王的土地大幅度增加,农民的土地就减少了,而藩王土地是不需要交税的,这就是变相增加养藩王的财政支出。
另外一个就是税收特权,例如周王拥有开封的税收特权。藩王也往往在交通要道设置商卡,私自征收商税。一些本来由国家经营的垄断资源,藩王也会经营,例如河南福王就获得了河南部分地区的盐铁专卖权,如此就变相地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导致“三镇之军需、九边之储饷无所措办”。
明朝的军队规模非常庞大,在早期推行军屯制,也就是兵农合一,国家不需要拿多的钱来做军费。但是这是变相压迫军户,因此军户逃亡现象严重。从明朝中期开始,募兵制再次兴起,军费开支也越来越大。明朝的军费开支主要都用于了九边重镇的防御。成化年间,九边重镇的军费开支是40万两,到嘉靖年间突破了250万两,隆庆年间达到了310万两,万历后期为400万两。明朝末期,由于战争频繁,军费急剧增加,这是特殊情况,这里不作考虑。此外,修建长城等防御工事也需要大量的军费。
清朝的主要开支就是军费。清代的主要财政支出用于军事。清朝总兵力为80万人,其中20万为八旗,60万为绿营。清朝的军费开支在1300—2400万两之间。在康熙年间,“以兵饷居其八”;乾隆年间,“兵饷一项,居国用之六七”。以1766年为例,当年1766年的军费支出为1700万两。
八旗入关后,每人平均分配30亩土地,免收赋税。根据相关资料统计,清朝享受财政供养的主要是八旗军人,到清末八旗人口大约250万,其中领取钱粮的大约有22万人。八旗的军饷不会因为八旗子弟的人数增多而增多,所谓“兵有常数,饷有定额”。
根据陈锋的《清代财政支出政策与支出结构的变动》的研究,清代八旗军人与绿营军人的人均俸饷水平大约是3:2,如此可以推算出1766年养八旗军人需要560多万两白银,在加上42万两的“八旗添设养育兵银”42万两,一共就是610万两。
八旗
要知道,清代养八旗是养军队。清朝200多年的时间里,八旗军不断征战,打下了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些土地是无价的,例如一个新疆的矿产资源都是按照“亿吨”来计算。即使到了清朝后期,八旗军队战斗力下降了,变成了社会寄生虫,但是依然出现了僧格林沁、赵尔丰、塔齐布、多隆阿等名将。
综合对比下来,我们就能够得知明清两代的财政收入都花到哪里去了。明朝的财政收入,大约有三分之一用于供养藩府,大约十分之一用于皇室消费,军费开支在天启之前大约能够占据五分之一,其他的主要用于官僚俸禄。清朝的财政收入,大约一半用于军费开支,其中五分之一用于八旗军开支,绿营军占据三分之一。
官僚支出占据六分之一,皇室支出不到十分之一。其他的支出用于赈灾和免税,修建水利工程等,例如康熙免除了1.5亿两税收,乾隆免除了3亿两税收,按照一年3000万的开支计算的话可以用15年。
清朝将大部分收入用于军费,这才保障了清军的战斗积极性,为国家开疆拓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明朝的大部分财政支出显然是打了水漂,当崇祯皇帝让藩王捐款时,藩王真是一毛不拔。